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著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构架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为考古学基础信息的整合和后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将会对考古学的既有工作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条件的日渐成熟，将有可能构架出一个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运作平台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这种管理系统相信不仅为考古工作的宏观管理提供一个有效地管理方式，而且也为考古研究者后期资料的整合与研究提供一个利器。例如，借助于现代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将考古发掘信息进行科学、规范地管理，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的信息管理、共享和交流。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的构建完成，考古工作的每一个工作步骤，从初期踏勘、田野发掘到后期的资料整理都可以在此管理模式中进行运作，考古工作的网络化宏观管理将会得以实现。
当然，限于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本文只是对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所做的初步设想。我们相信，随着未来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计算机网络技术将会在考古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科威，于冰，童波.全国文博系统计算机应用状况调查.东南文化，1991，(3、4)：253.
[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资料的信息化处理与＜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6)：88～95.
[关键词]云龙古桥；多样性；人类学；古桥价值
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地处滇西北“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南端，总面积4400.95平方公里。东邻洱源、漾濞县，南靠永平县、保山市，西界泸水县，北接兰坪、剑川县。澜沧江、沘江、师里河、关坪河等60多条支流，由北向南流经县境。怒江沿县域西界而过，形成纵谷排列的地势地貌。
云龙，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比苏县，唐为南诏所辖，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称云龙赕，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云龙甸军民府，明洪武十七年改为云龙州。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因盐设治，州府由旧州迁至雒马井（今宝丰），1913年改州为县，1929年迁县府至石门（今诺邓镇）。
自古水多桥亦多。云龙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众多的河流和山谷间修建了藤桥、溜索、独木桥、木梁风雨桥、铁链吊桥、石拱桥、浮桥等各式各样的桥梁。这些桥梁历史悠久、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结构独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云龙故有“滇西桥乡”、“古桥家园”、“桥梁艺术博物馆”的美誉。
云龙拥有如此众多的桥梁，它们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历史考证，从云龙盐业和矿业发展、明代的兵屯、等方面，探究了云龙古桥多样性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特点。
一、盐井开发与云龙桥梁的发展
云龙历史就是一部盐的历史，同理也可以说，云龙桥梁发展史也是盐的历史。从下面的历史事实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公元8世纪中期，唐南诏势力崛起，逐渐形成地方政权。南诏比较重视发展盐业生产。唐人樊绰著《蛮书》载：“剑川有细诺邓井”。根据云南史志记述：公元794年，南诏政权置七节度，其中剑川节度领有沙追、讳溺、若耶、细诺邓、浪穹等地。又据《南诏野史·大蒙国》说，南诏初期有盐井40，后又有发展。《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安宁城中皆石盐井……城外又有四井……唯有览赕城内琅井盐洁白味美……泸南有美井盐……昆明城有大盐池……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讳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1]其中细诺邓井就是今云龙诺邓古村（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盐业的发展推动了南诏、大理国政治、军事、交通运输的发展。
云龙是滇西著名的产盐区，盐业在云龙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十一月置云南盐课提举司。明史《食货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曰白盐井，曰安宁井，曰五井。五井辖盐课司七，诺邓盐井盐课司，山井盐井盐课司，师井盐井盐课司，大井盐井盐课司，顺荡盐井盐课司，鹤庆军民府剑川州弥沙井盐课司，丽江军民府兰州盐井课司。
明初，明政府在诺邓设五井盐课司，“专理盐课”，下属顺荡、诺邓、师井、大井、山井五个盐课司。同时还在重要村邑及交通要塞设巡检司，如箭杆场（今团结、关平两乡）、十二关（今长新地区）、上五井（今石门镇及果郎、宝丰两乡各一部分）、顺荡井（今白石地区）、师井（今检槽地区、果郎乡一部分）等土巡检（可世袭的土官）负责管理。
1382年，明政府封曾投奔沐英大军攻取大理的段保为云龙土知州，经营澜沧江西面至怒江地区的广大地域。明初土知州、土巡检的设置基本结束了云龙境内一千多年的奴隶社会生产关系，代之而起的封建领主势力得以加强，而江东各地盐井及周边的封建地主经济也进一步发达。
1522年前后，又新开雒马井、石门井和天耳井，澜沧江以东沘江流域遂成为盐井（石门井、诺邓井、大井、天耳井、山井、金泉井、师井、顺荡井），工商业兴盛一时。随着朱元璋及其后裔推行大规模的民屯、商屯和军屯政策，汉族移民大批涌入云龙参与盐业和农业开发，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把内地的先进文化也带来，同原住的土著民族不断融汇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共同推动云龙经济文化的繁荣。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关键词: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文化区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在历史时期,区、系、类型学都是一项基本的研究问题。在史前时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它更是一项基本任务。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框架的建立,为我们从宏观上探讨历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区、系、类型学是从实践中得出,再回到实践中检验,并且在反复检验中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确立区、系、类型学的基础前提是正式发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也就是说,只有当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资料,才能设法确立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同时,这个区系类型必须在日后的发掘中不断检验并完善,并进一步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分析。要通过反复的验证,不能拘泥不变,轻易下结论。我们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国第一个被确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自从它最初被确立开始,直到今天,有关它的认识都是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逐渐深入日益完善并改进的。并不是从它一经发现便得出今天的结论。我们对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都要经过反复验证,要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同时采取科学的态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对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来说,区是块、系是条、类型则是分支。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我们要从宏观上加以注意,不能将它们割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更为科学的认识。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主要通过科学的手段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过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在考古学中，对待所有的文化遗存应具有平等性与客观性的原则，而不会对器物有无文字而产生偏见。对此北京大学金石学大家马衡在思考学科发展时也有所觉察，并提出了“有意识之作品”的观点。这可能是他极力倡导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考古学就是要解决器物背后的人与社会的问题，通过古代的器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通过器物在历史环境下的情景来复原古代社会，器物只是研究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其背后历史中的人与古代社会。考古学在西方被认为是人类学学科，而在我国则被划归历史学，这一学科的限定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学术要求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一学科不断的发展，也在不断的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定，也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
随着国际化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日益流行，它比考古学或者文物学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与外延，正如《考古学：关键概念》所定义，遗产无所不包，从景观到收藏，建筑与制度，传统、巨石阵、法国奶酪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遗产。文化遗产具有比考古学和文物学更为广泛的领域，涉及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尽管目前大家在认识上大多将文化遗产等同于文物，有意无意的忽略非物质文化的存在。但是，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不仅是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以及视角的变化。遗产原本就是一个社会与法律意味很强的词汇，这一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研究视角，从历史社会的角度渐渐向当代价值与社会的角度转移。正如《考古学：关键概念》所言：遗产是表现在古代遗存上的当代价值。古代遗存的价值存在于它对人们认识当代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贡献上。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这里的考古资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须借助信息资料，如果信息资料缺少，考古依据也会随之丢失，最终导致考古无据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业人员除了要重视考古技术之外，还要重视考古资料。为了确保考古资料的管理质量，常常会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国内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数据库，后通过管理数据库来管理考古资料。数据库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情报检索系统20世纪80年代，国内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发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献情报检索系统”，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献数据库。早期，该系统能够在考古资料管理模式下正常运行，为考古文献资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来该系统受到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的冲击，到今天已经不再使用。
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除了文献资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与文物探测中也会应用到计算机技术。考古研究领域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计算机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1、计算机断层摄影计算机断层摄影主要有: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X一CT)、超声波计算机断层摄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计算机断层摄影(NMR一CT）。由于CT技术的“透视”能力,使我们能对三维物体的内部结构进行精确描述,从而可以定量测定密度分布。
2、计算机辅助文物修复设计传统的文物修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复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物修复者的素质。面对巨大数量的需要修复和养护的文物,传统的手工作坊式技术、短缺的修复人才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十分不相适应。引人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是文物修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限元分析法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离散化,即化无限为有限,以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从物理上看,一个由无限个物质微元和结点构成的连续体,可以近似地用有限个在结构点处相互连结的单元所构成的组合体来代表。从而,可以把对连续体的分析变为对单个单元和它们的组合问题的分析。
四、结束语
二、《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三、《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四、《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相比考古学研究、动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以形状作为判断的依据，中子活化分析则以对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这种对物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应用在自然科学中的环境、生物、地学和材料等领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发挥独到的作用。《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一文就给我们带来了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推测，但是单纯地依靠考古学研究，无法进行科学证明的认识。陶寺遗址贵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尽管他们在质地上和形制上难以区分，但是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成分上区别明显。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已经对遗址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明确的认识，而对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结果，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界定陶寺遗址的社会复杂化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五、《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