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化自信，打造“文化软实力学”
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在新的国际文化环境中，“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分别代表了中美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战略。中国要树立文化自信，解决“挨骂”问题，提高国际话语权，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从战略上讲，要积极凸显价值主导战略，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战略，精心打造文化品牌，重视增强“合力”战略；从具体策略上讲，要进一步提高对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倾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学”，努力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等。
关键词：软权力；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学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等社会生命体的灵魂与血脉，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引导、思想气质、精神风貌、意志品质和形象魅力，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发展的创造力、适应力、凝聚力、竞争力和决胜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除了“不忘初心”的慷慨誓言，同样掷地有声、振奋人心的一个论断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第四个自信。
相对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政治控制力的强大、军事力量对比的优势等硬实力因素，在更加体现为综合实力竞争的现代社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更加凸显。树立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任务更加迫切、意义特别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全局性，表明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发展战略。“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体现出全球性视野、战略性布局和外向性思考，对于我们解决“挨骂”问题、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吹糠见米”“拨云见日”之效。因此，在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选择上，我们需要抓住“文化软实力”这个“牛鼻子”，建设“文化软实力学”，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两个大棋局
在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看来，“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大家都在进行软实力的竞争”[1]。“这场战争主要是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征服之战，旨在确保对那些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产量极低甚至没有的国家及民众实施影响与梦想的控制；同时，这场战争也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地区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1]“因此许多国家作为博弈者已然卷入这场文化大战之中。全球化以及由互联网带来的贸易格局的重构导致贸易各方力量的变化。客观上，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如此看来，文化战争已经打响。”[1]可以说，“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1]。在马特尔描述的这场“文化战争”中，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法，其实展现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战略博弈的两个大棋局。
（一）美国之于“软权力”
1.“软权力”的提出
当前，约瑟夫·奈、布热津斯基、希拉里等美国精英阶层已经看到，单凭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无法维系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由于信息化浪潮和知识革命带来的影响，软实力的作用上升，硬实力的作用下降。人们的思想必然要受所处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布热津斯基感叹：“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①
2.“软权力”的特征
在奈看来，国家的软权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因此，他的软权力观包含三种资源或者形态，即文化软实力、政治价值观软实力和外交政策软实力。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文化构成了软权力的基础，政治价值观构成了软权力的中间层面，而对外政策处于国家软权力的顶层。软权力三个组成部分的共性是，使用和平的手段吸引、劝说和引导其他国家顺从本国的战略意志，接受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在本国推行外交政策时不设置任何障碍，从而使本国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和政治价值观虽然具有软权力的属性，但由于对外代表着国家的身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所以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更突出其对外的影响和控制，并有实力、权力、控制力等附带的内涵。在奈看来，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基础。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认同的中心已经从形而上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转向形而下的生活方式[3]。
（二）中国之于软实力
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体现出中国国力的上升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就历史而言，传承了中国“内圣外王”的“王道”历史传统；就现实而言，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挨骂”问题；就未来而言，是为了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或解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的标志。从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层面看，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迫切需要，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认同、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迫切需要，是树立我国良好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迫切需要。中国要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世界大国，应汲取美国在文化软实力发展上的有效经验并借鉴其教训，让中国在世界上以“王者”而不是“霸者”的形象出现，以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家发展最高境界。
（三）软权力与软实力辨析
我们承认，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来说，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法，都不同于美国的“软权力”概念，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棋局，此“软”有别于彼“软”。要论文化软实力，就避不开约瑟夫·奈的Softpower，因为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不少，有软实力、软控制力、软权力等，仿佛一样，其实差别很大，就如“中国梦”和“美国梦”不是一种梦。
一般认为，Softpower成为专有名词源于奈。不过，这个词的初始含义不是他发明的，奈曾表示他借用了别人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将此词及其概念见之于书章，并使之流行起来的无疑是奈。1990年他出版了《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了《软权力》一文，对Softpower作了初步阐述和概括，其后又不断对这个新编词语进行了诠释和补充。奈认为，这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效仿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是“让他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方行为，从而使己方如愿的能力[2]。从奈的释义和他的运用方向来看，这种“力”多施加于他国，而非作用于本国，即便论及作用于己，也是反向思维，就是，因施于人而利于己。因此，若谈奈的Softpower，称之为“软权力”比“软实力”更为贴切。
1.“软实力”着力修内
与其他来自西方的理念相比，Softpower一经传入便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接受，这是因为它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人对这种“软”早有体会。两千多年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③等思想，以及“王道”与“霸道”的观念，就是指重视“软实力”或忽视“软实力”而一味沉溺于“硬实力”的政治行为的注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是对政治价值观的重视；孙子兵法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论述则表现了对软、硬两种实力运用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的传统中，无论是针对国与国交往，还是治国理政，都不乏软硬并举、软硬兼施的思想和谋略。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让中国人对“软实力”概念少了些异类感。不过，将中国人的Softpower与约瑟夫·奈的Softpower相比较，会发现所思、所用均有所不同。
首先，称谓有异、含义有别。约瑟夫·奈的Softpower是从“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这个角度提出的。请注意其中的“服从”二字，能够达成“服从”之功效的能力，无疑就是权力。而我国的重要文献以及学者研究和运用Softpower时，一直称之为“软实力”。权力和实力的区别在中文里是明确的。权力是一种强制力，不施于人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实力则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必然具有强制性，其具备强制性需要意愿，即运用主体的主观意图。
其次，运用方向不尽相同。“软权力”的理论基础是统治全球思想，是“美国注定领导世界”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软权力”的运用是纯粹外向的，谋求影响他国、使他国服从。而中国“软实力”的运用主要是内向的，目的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造就于社会发展中占主流的、具有主导作用的思想体系，引导或引领全民族朝着一个共同的、正确的目标前进，即一种对内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当然，作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软实力”自然也会对外产生影响。但中国人依循祖先的哲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国的文化，并不强加于人。换而言之，提高“软实力”重在自我修行，重在练内功，固然内功亦会外溢，但那是自然演进的结果。
2.“软实力”强调文化特质
3.“软实力”着眼国际话语权建设
话语权是一个传播学概念，包括理论、思想、价值、理念、议题、政策、主张的传播及影响力等。话语传播涉及“说什么”“谁来说”“何时说”“怎么说”等环节，衡量尺度是“说了算不算”。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设计），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达到宣传塑造形象的目的。
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自己的目标，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为谋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国都在努力创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舆论环境。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表现，是衡量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际话语权已然成为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战略制高点[7]。
近年，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扩大，但文化软实力依然比较低，西方强国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声音难以走出去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象依然不容乐观，面临的发展软环境仍然困难重重。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高远的视野、更为深邃的目光，用国际话语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问题，清醒地分析现状，深刻地寻找原因，有效地制定对策[5]。
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当今世界，大势渐明，美国失去霸主地位不可逆转，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中国也必将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列强的和平发展之路，必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
我们知道，“国强必霸”是500年来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建立起海洋霸权瓜分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异军突起称霸世界；18至19世纪英、法争霸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相继崛起妄图征服世界；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国强必霸的逻辑是，拳头硬了就想打人，实力强了就要扩张，看见利益就要伸手。今天，如果仍然以西方500年来的历史逻辑来剪裁中国，就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等结论。但是，我们认为，西方的逻辑是基于西方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不能用来剪裁中国的未来，也不符合中国逻辑，正如李洪峰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战略家要读懂中国，切实防止和减少战略误判，不能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6]。
我们坚信，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将第一次绕开“国强必霸”的逻辑，开辟出“强而不霸”的中国式富强之路。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强而不霸”呢？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没有称霸的传统。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从文化基因看，中国文化中没有霸权主义的元素。武力征服不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才是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按照中国逻辑，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不仅不是强者的作为，恰恰相反，这是弱者的表现。
然而，必须承认，在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重大战略上，我们的文化准备和理论准备还是不够的。在21世纪第2个十年的今天，中国早已摆脱了因落后、落伍而被奴役的命运，中华民族早已获得了精神上的自主自立。然而，文化自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人认为西方是富裕之邦，也“必是真理之地”；还有一些人把西方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不自觉地用西方标准来看待中国问题。在“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中我们还处于被动和防御的位置上，还存在思维的惰性和认识的滞后，缺乏积极建构的意图，缺乏整体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因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解决“挨骂”问题，必须成为我们的重大文化发展战略。
（一）积极凸显价值主导战略
提高文化软实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主导，充分展示文化魅力，不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西方文化源于宗教文化，而中国文化则以人文精神为主干。中华文化在21世纪要想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关键仍然在于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镜鉴”：一是国民党的失败，二是苏联的解体，三是“文革”的教训。以苏联为例，至今我们仍在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谁之过？当年美苏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对抗。美国决策层深知，如果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就能弥补军事力量的劣势。因此，美国要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的制度比苏联的更优越。在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苏联始攻后守，最后解体，教训深刻。苏联解体是一场大悲剧，它将国际秩序的主轴连根拔起。在普京眼里，苏联解体是一场灾难，是一场使苏俄发展进程大幅倒退的灾难。那么，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中国在价值主导战略上必须有更高远的视界和更高明的策略。
（二）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战略
文化体制改革战略，旨在打造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体制基础。当前，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也要把握好三个维度，把“文化例外”的政策内化在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一是意识形态的维度，二是市场的维度，三是文化软实力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侧重要求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维度强调的是“文化例外”，市场的维度强调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和市场的文化需求，而文化软实力的维度强调的则是参与国际竞争。
重视文化软实力的维度，就要求我们继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的要求，同时按照“决策、执行、评价监督三分离”的原则，设置一种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乃至全球文化系统循环的现代管理体制机制，变“两分法”为“三分法”，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之间再分类，使政府、社会、市场分别成为三类文化的主导力量，这将成为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口。
（三）精心打造文化品牌战略
在实施文化品牌战略过程中，要注重三性：个性、人性和兼容性。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就必须打造国内外受众能够自愿接受的独具魅力、雅俗共赏的文化品牌。首先，要重视塑造文化品牌个性。文化品牌个性实际代表文化的差异性和优异性，鲜明的个性更容易使文化品牌在受众心中引起感情共鸣，通过“与众不同”展示经久不衰的魅力，给受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其次，要重视塑造人性化的品牌文化。即重视顾客的不同需要，以顾客多样化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强化创造品牌的人性化意识，增强品牌的人性化含量。再次，重视塑造兼容性的品牌文化。由于文化渗透着意识形态属性，要形成国际影响和交流，还必须具有艺术的超越性，能够跨越区域、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大限度地创造和揭示人类共同的美和善，注重运用“包含感情的，体现着人们对更加高级和更加完满的精神自由追求的感性符号”[8]，塑造与不同文化、亚文化相兼容的文化品牌，以满足不同社会形态或文化背景中特定人群的心理预期，实现与国际公众有效的心理沟通。
（四）着力推进形象由“他塑”变“自塑”战略
应当承认，与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相比，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不够大，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塑”而非“自塑”，“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国内文化发展上的“落差”、国际文化贸易上的“逆差”、国际文化形象上的“反差”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变“他塑”为“自塑”，要能够自己说清楚中华民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要展示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展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展示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总之，要以文化形象彰显良好的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
（五）增强“合力”战略
过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的主要是“中国化”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则是“世界化”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多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化）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今后我们应开始研究中华文化世界化，即中华文化怎样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因此，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研究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策略问题。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博弈中，巧用文化软实力策略，就可以用文化的方式占据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的制高点，获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我们今天强调“引进来”，更要强调“走出去”。我们“走出去”，不是搞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而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传播出去，把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传播出去，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为人类对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实现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软实力的提升助推中国这一全球大国的成长。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实施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有效实现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进一步提高对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
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周期看待“文化软实力”问题，努力占据“真理”“规律”与“道义”的制高点。
二是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追求“理”“力”“利”的统一。在真理、道义，权力、力量，利益或财富这些要素中，要努力实现“理”“力”“利”的结合。苏共后期，其主要负责人“垄断”真理，从而造成了只有权力才产生真理、权力垄断真理、权力支配真理的恶果，使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在不正常、不正确甚至错误扭曲的基础上，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一巨大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深汲取的。
（二）打造“文化软实力学”，为中国成为软实力大国提供理论准备和学理支撑
价值的引领力、思想的影响力、产业的竞争力、产品和服务的原创力、空间的传播力，都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处于“量有余而质不足”的困境中，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掣肘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建构“文化软实力学”，为提升我国文化实力提供学理支撑。文化软实力学的建构，需要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改造“偏见”地图，打造“好感”地图，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二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引领力，就是一种价值认同与引导。除了面对国内受众，也要重视在全球范围的价值引领。一方面要避免对国际市场过度迎合，另一方面要防止在国内市场的急功近利。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灵魂。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宣传和阐释中国梦，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发，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使其越来越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三要努力展示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在这里，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四要努力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核心，是指精神文化，而外在形式则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高度重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追求有文化的经济和有经济支撑的文化发展，要靠充满魅力的文化产品和富有市场拓展能力的文化企业来实现。要把文化融入国民经济的体系中来，融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要不断促进高新技术和文化内容的紧密结合，积极发挥大众文化的天然优势，善于运用电影、电视、音乐、网络等传播媒介，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
（三）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争夺话语权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即权力”[10]。话语权在谁手里，谁就会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中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一是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注重引进和创新先进的传播手段，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现代传播能力，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二是要加快发展文化对外贸易。经验表明，文化“卖出去”比“送出去”效果要好得多，只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被实实在在地消费，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进社会主流人群”，才能真正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对从事对外文化贸易的国内文化企业，国家应该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外汇管理、财政支持力度、投融资渠道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应予以优惠，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吸引外商投资于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引导他们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另外，中国也要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规则的制定和重塑，减轻或消除世界文化贸易的壁垒，促进各国各民族文化自主、平等地交流。
（四）加快网络文化发展，掌握网络文化领导权
（五）重视国家非传统文化安全观，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呈现出传统文化安全观与非传统文化安全观交织的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文化资源安全问题突出。过去，我们的文化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在今天的全球信息化时代，由网络新媒体引发的舆情危机已经成为非传统文化安全观的主要形态。所谓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观，主要是一种基于文明视角的安全形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颠覆意识形态为唯一内容的狭隘安全观，是一种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广泛涉及一个国家文明传承、文化发展和文化认同的安全观。在这个意义上，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冷战与今天以网络与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战”是完全不同的。在约瑟夫·奈看来，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是腐败前苏联的“特洛伊木马”。而今天，美国的大片、薯片、芯片的作用，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文化不仅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变量，还使国家文化安全走到历史的台前。我们要重视网络信息化引发的文化安全观的变化，采取有力的措施，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对文化软实力作用的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表达，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深入领会，树立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积极构建“文化软实力学”，为中国的大国崛起与中国梦的实现做出积极的贡献。
注释：
C_126170086_2.htm,2014-02-21。
/20/C_1116882327.
htm，2015-10-20。
③出自《孟子》的《公孙丑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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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研究员。
主管：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