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一书致力于从中国传播思想史入手，剖析传播的本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传播学与公共传播，该书是他近些年研究传播与社会认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在该书前言中，作者提出，“历史的行动者是人，传播要关怀宏大历史场景下的个体存在与命运，亦应介入共同体价值的生成与升进”。
该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提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乃传播与秩序互构，或曰传播成就秩序。由基源问题牵引，整本书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入手，深究了言说与存在、交往与礼制规范、辩论与真理、言路与政治认同、舆论与社会整合、公共性与价值认同诸子题。这些子题从个体立身行世、人际与社会交往、政治与公共传播等维度切入，铺展传统传播思想的创生、冲突与融贯进路。在存在论、价值论或方法论层面，前述母题与子题观照传统思想的内在理路和独特禀赋，亦如实展现其断裂和局限。作者在前言中提出，“此等观照和展现不仅仅是对孤悬的古代知识的清理、回望，更重要的任务是促成有生机的对话”。
在交往与礼制规范部分，作者致力于将现代传播学置于从关系网络到意义世界的范畴予以阐述。
众所周知，现代传播学早期由“5W”及其变形、延展模式主导，欠缺对制度规范的考量。今日所称传播伦理与法规，则更多指向传播领域的职业伦理、专门政策和立法。作者认为，这种专业视角未免造成对传播及其规范问题的狭隘理解：将传播局限为特定情境下的信息生产、交换和消费，并试图发展出专门化、情境化规范来。两种视角之差远非宏观与微观有别那么简单，而关乎对传播、约束信息互动机制的认识。而以历史和逻辑的整体视角观之，传播、交往实为人之存在的基本境况，是基于社会、文明秩序的撑持机制，对交往本质的理解的体现。
基于此，作者指出，以传播为“基本境况”和“撑持机制”并非一个囫囵的宏观说法，它恰恰如实反映了传播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和共同体价值之普遍状态和具体境遇的关怀。而将传播窄化为一类专门的社会行为和职业实践，聚焦于特定的信息传播机制，是大众传媒出现以后的事。它生硬地把大众传媒或其他机构的职业传播实践，从人类交往的整体结构中切割出来，进而以局部替代了整体。及至今日万物皆媒、人人传播的时代，由“局部切割”引发的理论破绽和规范局限便显露无遗了。
在探讨“舆论、秩序与社会整合”时，该书将传统舆论观分为古典时期和近现代转型期，试图呈现舆论观念史的整体进路和理路、以舆论思想史子题回复传播思想史基源问题、基于国家治理与舆论治理互构关系辟出舆论观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这一部分也是笔者反复品读的章节。
从词源入手，作者发现，舆、论二字最早并用在《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这里的“舆论”指的是舆人之议，所谓庶民的意见。“舆情”一词首见于唐李中诗句：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献乔侍郎》）此处舆情也意味着民众之意愿。
通过梳理文献，作者认为古典舆论观有三个复杂面向——“载舟”“防川”“婴儿”。“载舟”指的是“民心至上与载舟之喻”，比如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孟子的主张尤其深入人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防川”意味着“民意可惧与防川之喻”，《国语》中记载周厉王时期“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尝劝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商鞅推行变法时认为民意为变法革新的阻碍：“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婴儿”指的是“民智不足与婴儿之喻”，比如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韩非子认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作者认为：“‘载舟’‘防川’‘婴儿’三喻，言明了民意的重要性、风险性和局限性。以今日学术话语述之，民心、民意、民智分别指向了舆论的价值基础、意见表达和主体资质。”民心自天道，这一普遍价值得到了为政者和士人的承认、敬畏，由此产生了民本主义舆论观；民意未必表征天道，产生“决坝推山”“难以克救”之险患，引发历代一贯的“恐舆观”；至于民智，精英主义者认为凡愚遮蔽了澄明天道和心性，智识上积舆低幼，不堪为用，由此产生了顽固的“轻舆观”。
该书提出，从先秦至明清，古典舆论观的核心发问正是由舆论理性问题导致的疏堵悖论。“历代皆欲对疏堵悖论有所突破，长效破解之道无外乎劝谏、教化和礼法规范三种。仅就舆论治理看，传统教化之道揭示和回应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平等与胜任的平衡；二是清议、乡议与舆论边界的标划；三是教化规训舆论，舆论运施教化。”
从历史的现实情况来看，先秦至明清，清议、乡议和各种言路的开合设计是否解决了疏堵悖论？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认为，舆论是“社会皮肤”，只要社会肌体和环境持续变化，便无一劳永逸的清明舆论治理方案。清末民初，古典舆论观受到西学思想和国家现代化主题的强烈冲击，舆论观的现代转型得以发生。但是，这场转型并未取得完全成功，新旧舆论观念横亘于维新、立宪、革命、共和等历史岔口。
基于上述转型困境，作者认为：“清末民初的舆论观转型既不完整，也不充分。疏堵二难等历史旧题并未得到充分解释和解决，乃至延展至今日新技术革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语境下的复杂舆论生态之中。”
他提出，伴随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信息技术革命纵深突进，报刊、广电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渐行而去，全媒体、融合传播时代奔涌而至。信息生产、传播、分发范式发生颠覆性剧变，进而引发权力话语体系重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话语权处于持续再分配之中。多元、流动的大众获得了空前的表达机会和资源，资本、技术主导流量导向的话语竞争，主流价值和主流话语及其凝聚共识功能不时受到冲击。加之改革深涉急流，舆论问题与社会问题交互结构化，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伴随着舆论治理及其成本问题。故舆论观转型应直切舆论自身理性建设，构建适配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舆论观。
针对新时代舆论观转型，作者认为，传统舆论观的民本主义、价值理性优先、人文教化优先、精英引而致之等独特禀赋和致思理路，仍可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下的思想资源。当下舆论观转型，可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再造舆论理性的价值根基；二是会通民本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充实、拓展公共性；三是舆论理性的训练与养成。按照马克思实践观点，对话与理性当相互成就于舆论与公共交往实践。对话实践愈充分，理性养成愈乐观可期；理性训练愈成熟，对话品质和效能愈有望提升。一言尽之，让更多的对话促成更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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