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
导读：受众通过使用影像反客为主，成为影像传播的主体，获得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本文力图探讨受众的影像化生存对媒体的影响，并进而分析影像使用中的主体性位移。
互联网带来了影像的时代。今天看来，我们过去曾经熟悉的读图时代可以说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那时候的图片是围绕文字展开的，图像是为文字服务的。如今的情况似乎颠倒过来了，影像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文字开始为影像服务，文字说明图像，而非相反。
一种语言想要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通常需要几个条件。首先，它要有足够数量的语言积累。文字在登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印刷机帮了很大的忙。有了印刷机以后，文字变成了可以复制的语言。复制在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复制让文字成为不可限量的存在；二是复制可以让文字在复杂的传播过程中保持准确性。互联网的到来帮助影像解决了它的存量问题，画面从稀缺变成了过剩。那么，画面普及会代替画面崇拜吗？应该说画面崇拜与画面稀缺有关，当互联网带来了过剩的画面时，画面崇拜几乎是必然受到抑制。我们可以发现代表文字崇拜的文学已走下神坛，如今网络直播对电视直播形成了挑战，短视频的流行证实了画面的普及程度，自拍已经变成了一种娱乐方式，影像的做假正在威胁画面的实证性。
其次，它需要有充足的吸引力。这一点对影像来说不是问题，影像本身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那么，信息传播的影像化对媒体有什么影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信息传播影像化导致受众一致化
按理说，受众的一致性应该有利于媒体，说明媒体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但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影像造成的受众一致性并非观点上的一致性，而更多的是情感和情绪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很容易被利用的，可以说是“双刃剑”。我们经常看到因为一个短视频引发的危机事件，这种事情相对较少发生在文字媒介上，原因是影像媒介制造的观众一致性缺乏理智的态度，它突出的是感性的认知，是对画面的实证性的依赖，是对事实的过度消费。在很多人眼里，影像和真相是可以画等号的。
网络出现后，我们好像觉得眼前的一切媒介都可以被网络取代，不仅是报刊和广播，甚至包括电视。在我们还在讨论网络视频能否取代电视的时候，仿佛突然间就转移了视觉传播的重心，如今的重心不再是电视覆盖文字，而是视频代替电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像已经失控了。这是相对于以前而言的，在电视时代，影像虽然也多到了泛滥的程度，但总体来说还是可控的，因为有发布的机构，电视台掌握着大部分影像的发布权，普通人只是作为观众来观看这些影像。也就是说，在影像面前，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角色是泾渭分明的。例如，一些电视台曾经出让摄像机给某些被挑选出来的群众，希望他们可以定期拍摄身边的新闻在电视上播出，这当然是电视台的视角。
网络出现以后，影像的技术门槛似乎烟消云散了，因为它是一个有着无限容量的播出平台，不仅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文字和声音，还能播出我们所有的影像。这当然是技术的功劳，就像是理工科解决了文科的问题。之前的数字化已经轻松解决了胶卷和胶片的问题，大大降低了影像的拍摄成本。后来的手机时代更是让每个人都成了影像的潜在制造者。于是，剩下的问题只是，如同文字的海洋一样，影像也正在用数量埋没自己。同时，视频时代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画面思维，特别是年轻人，已经形成了“无像不新闻”的思维习惯。这就出现了文字思维和画面思维的某种对立，或者说文字和画面之间呈现出代沟式的隔阂。
从有图有真相到后真相时代，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应该说就是影像。影像从介质的角度推动了情绪在先和事实在后，形成了一种真相带动真理的潮流，主体和客体的身份转换变得游刃有余。
影像使用中的主体性位移
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传播者一方，这种主体性通常是以机构的和集体的方式出现的。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性则更多地体现在受众一方，这种主体性经常是以个体的和群体的面貌展现的。传播的主体性的这种微妙变化是通过媒介使用来实现的。
虽然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命名上翻译得并不准确，但用在网络时代也有比较贴切的效果。从技术的主体性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使用与满足”理论换一个新的名字，即“使用与替代”，意味着通过媒介使用，传播客体可以变成主体，读者可以变成作者，受众和传播者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使用”的概念，“使用”一词可以说表达的是积极的主动的行为。被使用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使用的一种异化，就像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使用既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人对工具的使用可以达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上手和顺手，即忘记使用的使用。
从传播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媒介即使用”。也就是说，不能使用的或者不方便使用的媒介都不是好媒介。媒介应该是好用的，媒介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媒介使用让人变成了媒介的主人。所谓的媒介素养也是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提高的。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调查总是会问读者接触了什么媒介，而接触和使用这两个词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接触的含义往往是浅尝辄止，平时我们说让两个人接触一下，也是这个意思。而“使用”则涉及主体性——谁使用。
手机可以说是第一个被人们大规模使用的媒介，我们不能说人们只是在接触手机，在手机问题上，接触和使用是同义词。触屏的概念最能够说明问题。苹果手机刚问世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看上去有了媒介的功能，明明它只是一个产品，今天我们逐渐清楚了，在新媒体时代，媒介首先需要成为一个产品，然后它才能够变成一个渠道。而不是相反。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没有被使用的渠道会失去渠道的意义。虽然产品这个词还不能准确地表达媒介的最新变化，并且它含有明显的市场经济色彩，但目前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反映这种媒介变迁。
学习媒介和使用媒介是有区别的，看新闻是学习媒介，转发新闻是使用媒介。看电视是学习媒介，发弹幕是使用媒介。听广播是学习媒介，做音频直播是使用媒介。
举例来说，新冠疫情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陆续出现很多研究疫情的论文，而且就像是带来了学术的重新洗牌，这并不是说经典的理论都过时了，而更多的问题表现在如何使用这些理论上。我们几乎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习惯性地运用那些理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冠疫情是一个影响人类的大历史事件，可以说全球性的公共健康事件带来了世界性的理论变化，特别是实践化的理论。
媒介语言有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成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可以说媒介语言的技术和内容是分离的。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技术变成了内容的一部分，结果是年纪越小的网络原住民反而成为越容易使用媒介技术成果的群体，技术语言显示了反向运动，技术完成了去权威化，媒介语言的学习变成了娱乐化使用。
从媒介使用的角度看，文字似乎是进入门槛最高的，因为有文盲，有不同文字的学习难度，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方言是没有文字配套的。但是，如果从使用工具的角度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字是依靠一支笔，对记者和作家以及普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影像则不同，从照相机到摄像机，影像的工具门槛都是最高的。影像的观看是一码事，影像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观看是一种客体行为，使用是一种主体行为。
以往我们只是偶然地在电视上看到新闻现场有目击者用影像设备拍到了实时的画面，他们不是被媒体派去采访新闻的摄影记者，而仅仅是碰巧经过新闻现场的目击者。今天的电视台已经开始接受新闻现场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画面，虽然手机画面的清晰度赶不上专业的摄像机，但现场画面的新闻价值往往高于文字。
短视频是现在讨论的一个热点。过去我们总觉得画面比文字更难计算信息量，特别是短视频，似乎充分表现出影像的粗糙，奇怪的是，这好像反而有利于识别它的信息量。短视频是通过组合发挥作用的，或者说它是刷出来的。这一点在文字上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刷微博很难扩大信息量。
为什么现在的公共电子屏受到冷落？因为它还依然停留在渠道的意义上，换句话说，媒介内容首先需要变成一种产品，然后才能找到渠道。短视频就是一个例子，它恰恰在媒介使用上是非常方便的，或者说它在媒介使用方面有自洽性，传播者和受众身份的转变是不自觉的。有人在农村做有关短视频的调查，结果当地人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短视频指什么，他们知道的是抖音。
今天已经不是长篇大论的时代，有趣的是，视频长了似乎就变成了文字，文字短了仿佛也可以变成视频，这也许是互联网带来的一种特殊的变化。按照传统的逻辑，短视频似乎是不适合国际传播的，因为跨文化传播需要一定的长度，但李子柒视频的海外走红好像挑战了传统观念。
今天的网络直播已经超越了麦克风的范畴。直播曾经是最有仪式感的传播行为，或者说它是仪式传播的典型，如今被解构了，网络把直播变成了日常化的操作，这和传统直播形成了鲜明对比，直播的神圣感和神秘感一定程度上破壁了。
手机自拍和Vlog都应该算是一种自我影像，甚至网红的直播也可以划入其中。只不过自我影像和自我文字表达是有区别的，日记是自我文字表达的代表，往往是一个人年纪大了的时候就停止写日记了，这恐怕与日记的自我暴露程度有关。儿童不会在文字面前产生自我镜像的困惑。自我影像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外部化。
结语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宏.信息传播影像化对媒体的两种影响[J].青年记者,2023(06):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