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被寄予厚望，但也要警惕其不当发展在乡村内部制造新的不平衡。本文以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典范湄康蓬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村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与评价，发现村民感知积极，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大，发展模式认可度高。从实践效果看，湄康蓬村在旅游开发的同时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成功的耦合模式得益于以长老式文化中间人为核心，以外部支撑和内部增能为两翼的东西合璧式治理。该模式有效结合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有利于推动垂直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型。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启示是：（1）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2）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3）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泰国湄康蓬村；社区本位式旅游
一、引言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大举措，但城乡差距非一步之遥，乡村振兴非一蹴而就。在乡村振兴中，作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业被寄予厚望[1]。在很多发达国家，旅游业也被认为是替代林业、种植业、渔业等滑坡产业，避免农村人口过度下降，保持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2]。旅游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改善也可能降低居民生活的质量[3]。
加强跨地区、跨文化旅游影响共时比较研究[10]，引进国外乡村发展经验[11]，有利于拓宽视野，但目前少有学者以国外旅游乡村为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中泰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且地缘与文化相近，发展阶段相似，因此泰国的经验可借鉴意义更大。社区本位式旅游开发（CBT：Community-BasedTourism）理念源于西方，对世界很多国家旅游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其核心是社区参与、社区增能（CommunityEmpowerment），这也是中国旅游研究的热点[12][13]，但少有成功的实践。在泰国，CBT模式历史更长，且实践案例更丰富。本文以泰国CBT发展范例湄康蓬（MaeKampong）村为案例，研究该村从事和未从事旅游业村民的旅游感知、态度与CBT评价，挖掘其成功之后的发展之道，希望通过对该村将西方CBT模式与本土治理模式结合的路径的探讨，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和理念创新有所贡献。
二、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发展的历史演进
1994年，为保障社区本位式旅游管理、社区参与及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运行，非政府组织“泰国志愿服务”（TVS：ThaiVolunteerService）和“负责任的生态社会旅游”（REST：ResponsibleEcologicalSocialTours）组织合作推出了CBT发展项目[16]。2006年，REST与泰国研究基金（TRF：ThailandResearchFund）合作创建社区本位式旅游研究所（CBT-I：Community-BasedTourismInstitute）[17]。CBT-I致力于实现可持续、负责任的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社区、泰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旅行社都有广泛合作。CBT-I成立后，为泰国一百多个社区提供了资源评估、培训与研究，帮助社区确定适合的旅游发展模式，实施CBT项目。CBT-I的成立为促进CBT成为社区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际保护组织、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称赞[18]。在REST和CBT-I的积极推动下，CBT已成为泰国国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泰国共有40个社区加入CBT项目，其中北部21个，中部6个，南部8个，东北部5个[19]。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区概况
湄康蓬村位于泰国北部（见图1），距清迈市仅50公里，坐落在海拔1300米的山坡上，原始森林环绕四周，气候凉爽宜人。村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种植茶叶①、咖啡为主要生计方式。共约一百三十户家庭，四百余名村民[21]。2000年12月10日，在REST资助下，湄康蓬村正式启动CBT项目，目的是增加社区收入，保护传统文化与资源，发展人力资源及为社区增能。CBT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旅游委员会管理[22]。2007年接待游客1513人次，2012年接待游客4657人次，增加了208%[23]。2015年接待游客7808人次，旅游收入5，002，347泰铢（约100万元人民币，见表1）。发展之初，只有3个家庭加入住宿家庭计划，现已增长到27个，约占湄康蓬村所有家庭的20%[24]。目前，湄康蓬村已成为泰国有名的CBT示范社区。CBT项目的成功实施受到泰国国内外的肯定，该村2007年荣获泰国社区本位旅游奖（由泰国旅游局颁发），2010年荣获亚太旅游协会文化旅游金奖[25]。
图1湄康蓬村在泰国的位置图
表1湄康蓬村历年旅游人次及收入②
（二）问卷设计
（三）数据收集
正式调研于2016年7月10日至8月2日进行，调研团队沿着街道和在居住区向村民发放问卷。要求填写问卷的村民年满18岁，该村满18岁的村民共289人。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8份，样本数量较大、覆盖面较广。此外，对村务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采用Cronbach’salpha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回收的全部问卷的Cronbach’salpha值为0.76，这些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分析具有可靠性。问卷数据处理采用SPSS22.0。
（四）样本特征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男女比例大体一致，40岁以上的村民较多。和中国一样，泰国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前往大城市，留守乡村的以中老年人为主，村庄面临人才流失的威胁[2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占43.9%，比例较大，较高的文化程度使当地村民有学习CBT管理和运营的较强能力。在发展CBT的十余年中，当地家庭收入增加了两倍多[30]，调查显示64.1%的村民家庭月收入为2000~3000元。从事旅游业的村民占44.4%，民宿经营者是主体，其次为导游，部分商店经营者认为自己的职业与旅游业有关。村民多为原住民，居住20年以上的村民占总样本数的82.8%，大量传统风俗文化因此得以保留，使村落对游客有持久的吸引力。
表2湄康蓬村村民人口统计特征
四、研究结果
（一）湄康蓬村村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1.对经济影响的感知
从表3可见，湄康蓬村村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正向，总体均值3.51，同意率72.7%，未出现负向感知者。村民认可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更多投资者，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参与和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感知差异不大。多数村民认为在当地物价上涨和家庭消费总额增加方面没有太大变化，但感知物价上涨的村民要多于感知物价下降的村民，特别是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比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感知更强烈。旅游业发展使本地青年外出打工人数减少的现象并不普遍，村民正向感知（40.9%）较弱。乡村旅游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还不足以促使他们回归乡村，当地青年人流向大城市的现象仍普遍。调研中40岁以下的村民仅占总样本的31.9%，村民老龄化、乡村空心化现象在湄康蓬村同样存在。
湄康蓬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正向，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潜在问题是年轻人流失，收入增速与物价上涨的速度有不平衡趋势。村民期待收入更快地增加，以缓解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
2.对社会影响的感知
村民对社会影响的感知偏于正向，总体均值3.39，同意率45.5%，不同意率仅为1%。偏于正向的感知缘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硬环境的改善，旅游业发展使交通水电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提高了社会治安与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是社会软环境的保持与优化，旅游业发展改善了本地村民的人际关系，未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访谈获知，湄康蓬村把一部分旅游收益用于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村民由此感知到旅游业发展为生活带来的便利；而通过为旅游业发展这一共同愿景而努力，村民间加强了沟通，增进了合作。
总的看，村民对社会影响的感知偏于正向，旅游业并未引发村民行为的改变，“使本地村民破坏公物的行为减少”题项的同意率仅为17.2%。
3.对文化影响的感知
村民对文化影响有强烈的正向感知，总体均值3.81，同意率93.4%，未出现负向感知者。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目的地魅力所在。湄康蓬村独特的文化对国内外游客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游客的欣赏也让村民产生了文化自豪感。发展旅游业促进了当地传统文化（工艺）的保护和开发，加强了主客之间的文化互动，村民也对本地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知。在主客交流逐步增加的情况下，村民掌握了客人的语言，方言还得以保存，这进一步说明传统文化并未受到冲击。
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正向文化影响的感知略高于参与旅游业的村民，这特别表现在旅游业发展“促进了村民与游客的文化交流”的题项上。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大多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采茶、咖啡豆种植等蕴含当地特色文化的传统工作，游客常对这些方面表现出浓厚兴趣，并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增加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因此未参与旅游业者更明显地感受到旅游业发展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另外，由于与游客的文化交流较多，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更认同旅游业发展增强了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自豪感，推动了传统文化（工艺）的利用与保护。
4.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村民对环境影响的感知接近中性，总体均值3.23，同意率仅为33.3%，持中立态度者的比例为65.7%。CBT项目注重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积极改善当地的卫生状况，以保护当地特色自然资源，因此村民感知到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政府和村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但同时村民也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加重了本地的环境污染、使本地交通和人口过度拥挤等问题。该村道路较窄，停车位有限，旅游旺季容易出现交通拥堵，村民对这种情况的感知也最为强烈。车辆增多，机动车尾气排放量增加，加重了大气、噪声污染。
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识这一点的感知程度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参与旅游业者通过CBT项目认识到优美的环境对当地旅游资源的重要价值，也更注重环境保护，环保意识更强。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加重了本地的环境污染这一点的感知程度高于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参与旅游业的村民虽感知到环境污染这一负面影响，但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对这一影响的感知。
表3湄康蓬村村民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态度和评价⑤
（二）湄康蓬村村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与对CBT项目的评价村民非常认可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总体均值3.83，同意率87.4%，不同意率仅为1.5%。
参与旅游业的村民亲身感受到旅游业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更为积极，认同感更强。
村民对CBT项目的评价正向，总体均值3.56，同意率69.2%，不同意率仅为0.5%。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CBT项目的评价显著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其中，在CBT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点上差异度最大，同意率相差30.4%。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CBT项目的了解更多，能更明显地感受到CBT项目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发现，获得直接利益的村民对CBT运营方式表示满意，而获得间接利益如股息或基础设施改善的村民并不完全认可CBT运营和旅游业的发展[31]。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在“CBT使村民感觉到是主人”“CBT提高了村民间的相互合作”“CBT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三个题项上的同意率超过50%，这充分说明了CBT项目的成功，表明源于西方的CBT理念通过合理的管理具有与东方文化相适应的可能。
五、东西合璧式治理经验
湄康蓬村的成功得益于天时（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地利（靠近清迈，交通便利）、人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撑、特有的变革型领导及积极的社区内部增能）[32]。其中，村务负责人PhommhinPuangmala作为长老式文化中间人起到了核心作用（见图2所示）。他既理解以CBT为代表现代的现代社区治理方式，也深谙本土的传治理统治理模式，并有能力将二者有效地整合。如同村寨的长老，足够的威望与能力使他既能为村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部支撑，又可通过恰当切实的治理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增能方式。具体分析如下。
图2湄康蓬村东西合璧式的乡村旅游治理模式
（一）强有力的外部支撑
（二）长老式文化中间人
（三）有效的内部增能与合作治理
六、结论与启示
（一）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
（二）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
（三）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旅游业不是乡村振兴的救命稻草，在湄康蓬村，年轻人也更倾向于到城市去，旅游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限。泰国的CBT社区不易复制湄康蓬村的成功[50]，旅游资源、地理区位、领导优势、外部支撑等都属于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旅游业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客观评估其作用很重要。
总之，中国农村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离不开治理模式的持续优化。中国早有“民齐者强”之古训，在乡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体现“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让乡村与城市共同走向现代化，需要将村民的利益与满意度置于核心地位，充分倾听民意，依靠村民，使民意、民智与民力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石。
参考文献：
[1]王洁平.旅游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N].2018-03-05；葛全胜，全中.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有大作为[N].2018-03-12.
[2]张环宙，许欣，周永广.外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J].人文地理，2007，22（4）：82-85.
[3]SamuelV.Lankford，DennisR.Howard.DevelopingaTourismImpactAttitudeScale.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4，21（1）：121-139.
[4][7]王子新，王玉成，邢慧斌.旅游影响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2005，20（2）：90-95.
[5]AlisterMathieson，GeoffeyWall.Tourism，Economic，PhysicalandSocialImpacts.Longman，1982.
[6]曾军.近期国外旅游影响研究综述——《AnnalsofTourismResearch》文献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18（6）：79-83.
[8]PaulF.Wilkinson，WiwikPratiwi.GenderandTourisminanIndonesianVillage.AnnalsofTourism
Research，1995，22（2）：283-299.
[9]李燕琴，刘莉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冲突演进与应对之策——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7（10）：130-134.
[10]王莉，陆林.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J].旅游学刊，2005，
20（3）：87-93.
[11]郑文换.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文化旅游开发的乡村振兴之路：以韩国河回村为例[J].西北民族
研究，2019，（2）：153-160.
[1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5（1）：47-52.
[13]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61（4）：401-413.
[14][20][43][44]PitJitpakdee，AzharHarun，ZawiyahBintiMohdZain.LocalCommunityDevelopmentthroughCommunity-BasedTourismManagement：ACaseStudyofMaeKampongVillage.MediterraneanJournalofSocialSciences，2016，7（3）：407-414.
[15]RameshBoonratana.Community-BasedTourisminThailand：TheNeedandJustificationforanOperationalDefinition.KasetsartJournal，2010，（31）：280-289.
[16][17][18][23][25][30][32][35][36][42][45][49][50]NickKontogeorgopoulos，AnuwatChuryen，VaraphornDuangsaerg.SuccessFactorsinCommunity-BasedTourisminThailand：TheRoleofLuck，ExternalSupport，andLocalLeadership.TourismPlanning&Development，2014，11（1）：106-124.
[21][24][48]KodaiHarada.TheVillageinTransition：DevelopmentandCultural，Economic，andSocialChangesinMaeKampongVillage，ChiangMai，Thailand.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cience，Technology，HumanitiesandBusinessManagement.Bangkok.2016.
[22]RameshBoonratana.NatureofCommunityTourismEnterprisesandtheEconomicandOtherImplicationsforThailand’sLocalCommunities.AsianProfile，2012，40（3）：250-270.
[26]李志飞.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旅游学刊，2006，21（2）：21-25.
[27]JohnApJohnL.Crompton.DevelopingandTestingaTourismImpactScale.Journaloftravelresearch，1998，37（2）：120-130.
[28]张伟，张建春，魏鸿雁.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5，20（5）：43-49.
[29][31][33]NantiraPookhao.Community-basedEcotourism：TheTransformationofLocalCommunity；ProceedingsoftheSHSWebofConferences，F，2014.EDPSciences.
[34]GlennLaverack，SoponThangphet.BuildingCommunityCapacityforLocallyManagedEcotourisminNorthernThailand.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009，44（2）：172-185.
[37]张良.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重建[J].浙江社会科学，2013，（3）：4-10.
[3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9]Smith.TheCultureBrokersIn.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NewYork，2001，275-282.
[40]YangJingjing，ChrisRyan，ZhangLingyun.The“CultureBroker”asPerformer：TuvaandKazakhs“HomeVisits”inKanas，China.AsiaPacificJournalofTourismResearch，2014，19（5）：493-516.
[41]RichardKurin.ReflectionsofaCultureBroker：AViewfromtheSmithsonian.SmithsonianInstitution，2014.
[46]金光亿.实践中的文化遗产：看文化不见人[J].西北民族研究，2018，（04）：70-79.
[47]卢松，张捷，苏勤.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景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9，（2）：536-548.、
注释：
①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村民从事发酵茶生产，当地称这种发酵为“miang”。
②数据由湄康蓬村村务负责人提供。
③折合为人民币的旅游收入。
④家庭月收入已由泰铢换算为人民币。2017年，该村所在的清迈地区居民家庭平均月收入约3000元人民币（14，950泰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