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力所及，《1921》恐怕是历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描绘了跨越阶层最多、跨越年龄最大的女性群像的作品，尽管它也许原本重心并不在此。即便在世界优秀史诗电影中，这种对女性群像的展现分量和笔触之细腻也是罕见的。我们在《1921》中窥得，在“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之际，不同智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女性们，是如何认识历史、参与历史、影响历史、凝视历史的。仅从这一点来讲，《1921》就能成为一部当前值得观看、今后值得留史的作品。
青年妇女：建党的卫士
王会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甚至当时也不是党员，是名副其实的“王会务”。但正是这种协助者的身份，提供了一个“她者”的视角。
历史上，王会悟被称为中共“一大”的“温柔卫士”。她本就是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办女学、求进步。早在1918年时，年仅20岁的她就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通信，21岁就发表《中国妇女问题——圈套—解放》，与李达相识相爱也不过22岁的年纪。但影片没有把王会悟描写成脸谱化的“女神”。帮助选择会场、变更会场、守卫会场，安顿代表、掩护代表、转移代表的几场戏，将她柔美的江南女子特点和革命先锋的坚韧智慧较为立体地呈现出来。
她是矜持而感性的。王会悟第一次出场，是新婚之日身着白裙手持红花。镜头以李达的视角将走下楼梯的她带到观众眼前，楼梯窗户赋予的顶光和摄影机仰角将她塑造得高贵典雅。听闻伴侣倾诉民族命运的多舛和困顿，她在轻声和着《国际歌》旋律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她是有烟火气的。搬家时，她会记得拿一株不起眼的栀子花。买汤圆，要专门去乔家栅。1922年，她怀抱婴儿，成为母亲。
她是机智的。她与女朋友杨淑慧一起帮着订旅店，发现旅店不安全后果断离开。代表争论不休，她端上西瓜降火气。南湖续会时，她特意安排了麻将，让与会代表伪装成来湖上游玩的模样。
但她更是有勇有谋的。建议会议代表借宿博文女校，建议至南湖续会，设计危急时刻的逃生路线，安排与会代表逃走和分批转移，均是她。外国语学校被查抄，她像慈母一样护着学生。连续数日的中共“一大”，她全程放哨，或是在择菜，或是撑伞坐于船头。
当然，影片中的青年妇女形象不仅限于王会悟一人。陈公博的太太李励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周佛海的新婚妻子杨淑慧，是追求婚姻自由的大城市新女性。影片在给予她们与历史相称的描写之外，也通过这两对新婚夫妇在百货商店橱窗前邂逅的场景，用人物扮相和台词隐晦地展现了她们此后的命运。
进步学生：信仰的忠贞
与形象立体丰富的王会悟不同，影片用三场写意的段落，定格了杨开慧丰沛而高洁的爱情，从而将大时代进步女学生们对信仰的忠贞和革命的热忱具象化了：第一场戏是毛泽东即将离乡赴会，杨开慧前往江边送行，近景和特写镜头下，雨中的红衣和油纸伞将19岁少女常见的娇嗔和多情唯美化。第二场戏是毛泽东外滩夜跑后，闪回与杨开慧共度新年、在烟花中共同立志为理想奋斗终身的场景。第三场戏是1930年秋杨开慧在长沙牺牲的瞬间，用高速摄影来闪回1921年江边送行的场景。
杨开慧29岁的短暂生涯与我党波澜起伏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相连，她被捕后拒绝退党并坚决不与毛泽东脱离关系，最终被害。《1921》没有着墨于她投身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等时代女性先锋的形象，而是以爱情之名，将伟大的革命伉俪还原为能够与普通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血肉之躯。
《1921》有限的画面里，也不忘扫过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学生：中国妇女运动先驱、27岁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清扬，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21岁的缪伯英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会长、23岁的陶玄，追随老师李大钊参与到争取教授薪酬的静坐运动中。在刘仁静对邓恩铭讲述五四运动的回忆里，大量女学生从校园走向街头参加爱国运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五四“四公子”敢为人先的身影尤为突出。
前辈女性：革命的同构
陈独秀的妻子、33岁的高君曼，博文女校校长、29岁的黄绍兰，28岁的宋庆龄，影片中出现的这几位知识女性，是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同构者。她们比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略为年长、阅历更丰富，社会地位更高，更有胆有识，折射出那个时代女性在参与改变历史方面的智慧。
影片用四个片段来刻画高君曼的性格侧面：第一场是担任王会悟李达的证婚人（热情助人），第二场是帮助王会悟搬家（重情重义），第三场是告知李达有日本特务前来打听其行踪一事（警惕性高），第四场是特务夜闯会场后帮助会议代表藏身（不畏危险）。
我们也很难想象黄绍兰对校舍借宿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因为舍工老杨日夜照顾与会代表，并帮助代表转移。“博文女校”这个名称背后，本就是那个时代女性渴望教育平权的种种艰辛而不懈的探索。
中年女性：包容的母性
影片中，毛泽东身边的两位女性给予他母亲的温暖。
青年毛泽东在上海打工的洗衣场老板娘陶阿姨，是典型的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青年独闯繁华都市期间，她始终关心的是毛泽东的成家问题，代行了临时家长的角色。第一场戏，她告知毛泽东陈独秀来沪约见事宜；第二场戏，毛泽东带着其他代表前来洗衣，为出席会议作准备，她将客人遗忘经年的旧西服给毛泽东穿上以示隆重。短短两场戏将她作为市民阶层的热情、善意、细心和市井生活气息勾勒出来。
毛泽东湖南农村的母亲文素勤，是典型的农民阶级。当青年毛泽东愤懑地跑过法租界时，摄影机先是用高速摄影跟拍毛泽东的跑，营造出时空转换的过渡，再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他的童年回忆和现实相交叠。回忆里，是昼间日影稀疏的竹林里，母亲支持他反叛父亲作为封建权威的因循守旧；现实中，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他逐渐明晰了解决当下民族困境和未来中国前进方向的路径，脚步越发矫健。
这两位女性长辈分属不同的阶级，从不同的角度支持和呵护了先驱者的成长。她们与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运动中的女工人们一道，体现了我党成立之初就获得更广大人民支持、团结更广大阶层的宗旨。
幼年女性：希冀的精灵
《1921》对女性的描写，是虚实相间的。“实”是前述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虚”则通过虚构了一个住在李达家对面的小姑娘来展现。这位在总如精灵一般出现的小姑娘，总共有四次出场。
前三场戏，导演以李达的视角，通过中景、相对固定的镜头来交代李达在风波甫定的午后、前途迷茫的深夜和充满希望的早晨，都处于被小姑娘凝视的关系中，那眼神纯真、好奇又似乎饱含鼓励。第一次，是外国语学校被查封、李达夫妇迁入新居，夫妇二人站在二楼的窗前，初识对面的小姑娘。第二次，是李达和马林会晤夜归，独自在露台困顿求索家国命运时，转身看到她，用手语告诉她赶快睡觉。第三次，是李达彻夜工作后，清晨跣足爬上房顶观日出，正好看到趴在窗前仰视自己的她。
小姑娘第四次出场已是片尾。镜头切到2021年，一群小学生参观“一大”会址，她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正离开小朋友们独自找寻着什么。导演以近景切换到特写来追随小姑娘看到国旗迎风招展时的清澈纯真眼神，达成了她与不在场的李达之间的百年跨时空对话。
这个小精灵，与开篇时黑白纪录片的全景镜头划过的那个插着草标卖身的小女孩，两者的命运以场面调度和镜头语言形成了强烈对比。此外，小姑娘这个角色安排，不难让人联想到与《辛德勒名单》约略有些异曲同工。不同的是，《辛德勒名单》的小姑娘象征着悲绝的、人性的至暗，而《1921》的小姑娘则是百年独立自强梦想实现的见证者。影片内部的人物之间，影片与影史杰作之间，由此形成了有意味的对话关系。
青年男性：平权的在场
《1921》用有限的篇幅将女性塑造得层次丰富而立体鲜活，也并未将男性放置于平权的失语中。不如说，王会悟、李达和毛泽东身上，凝结了主创对男女平权的厚重态度：
毛泽东到李达家做客那场戏，三个人讨论男女平等的内容，甚至超过了毛李二人讨论《共产党》杂志湖南传播的分量。李达和毛泽东要喝酒庆祝“新公司开张”，王会悟说自己也要喝，李达与毛泽东共同表示：“男女平等！”
三人的默契，应是基于长久以来对女性地位、女性价值、女性权利的共识之上。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中国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这，是《1921》意犹未尽的题中之义。
妇女的自由独立与中国的自由独立密不可分。女性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重要，不必赘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对女性的描写并不鲜见，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也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来表现参与“四史”的女性个人史，远有《赵一曼》，近有《秀美人生》等。《1921》虽仍有某些让人意犹未尽之处，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建党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选择中，一群女性在争取男女平等、争取民族独立、探索中国道路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