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摆摊”彻底成为一个时尚词汇。人们这才发现过去被人追的满地跑的摊贩以及躲着管理者的“黑店”，才是国民经济的真正核心。然而真正了解商业史的人知道，商业的源自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摊贩。在真正的城市经济崛起前，摊贩才是维持商业活力的主要力量。
摊贩的真正定义
无论古今，商业都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商人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桥梁：当某地某物的价格太高时，商人就会低价收购某物，然后将其输送至缺乏该物资的地区，赚取中间差价；反之当某地某物的价格过于高昂时，商人们也会从供给侧运来大批物资，赚取利润的同时给当地“降温”。
【真正负责与市场对接的是摊贩和店铺】
然而这种负责物资运输的商人，往往不会停留在某地太久。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将收购的物资卖给当地的店铺，由他们负责售卖。用今天的术语描述，他们就是经销商或零售商。古人也会将这两类人分开，分别称之为“行商”与“坐贾”。坐贾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有固定的销售点和自己的店铺，一种资金有限无法在闹市区租下一家店铺，只能摆摊解决问题。后者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摊贩”。
摊贩的社会职能——以老北京为例
有实力的摊贩们会想办法在闹市区摆下自己的地摊，以求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客户。从以北京为例，许多摊贩会在固定的街道上面摆摊，服务附近的居民。著名作家梁秋实也是一名地道的老北京，他如实地记录下摊贩给北京居民带来的便利：
“在我居住的巷口外大街上，在朝阳的那一面，通常总是麇聚着一堆摊贩，全是贩卖食物的小摊，其中种类甚多，据我所记得的有——豆汁儿、馄饨、烧饼、油条、切糕、炸糕、面茶、杏仁茶、老豆腐、猪头肉、馅饼、烫面饺、豆腐脑、贴饼子、锅盔等。有斜支着四方形的布伞的，有搁着条凳的，有停着推把车的，有放着挑子的，形形色色，杂然并陈。热锅里冒着一阵阵的热气。围着就食的有背书包戴口罩的小学生，有佩戴徽章缩头缩脑的小公务员，有穿短棉袄的工人，有披蓝号码背心的车夫，乱哄哄的一团。我每天早晨从这里经过，心里总充满了一种喜悦。我觉得这里面有生活。”
【老北京的摊贩旧照】
当然并非所有的摊贩都会坚持在固定地点售卖自己的货物。在近现代的交通工具普及前，人类能做到的迁徙距离并不算远，居民的主要消费与娱乐都是在自家附近的区域，很多人终其一生连所居住的城市都不会跑完。同样以北京为例，全城共有三四千条胡同，绝大部分的老北京都居住在其中。不少胡同十分得深，居民出行并不便利。每当这些居民想要购买生活物资时，都会去市集上购买足以吃很久的食物或者用很久的物品，然后用推车载回家。不少敏锐的小贩看中这块市场，选择用手推车载着各种吃食、玩具、衣物前往那些幽静的胡同深处，给那些居民提供服务。
由于对象固定，摊贩们就可以利用其共同点钻研出“特色内容”，不少著名吃食就在这个过程中诞生。邓乡云教授笔下，北京馄饨就是摊贩们带给北京市民的：“京式馄饨都是挑担子的小贩卖，或是摆摊的，很少见到开店卖的”。
【正在制作的小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主流人口一直是农村人口。相比城市，农村的生活更为单调乏味，各种物资的采集也更为困难。北京胡同里的大叔大婶不想频繁去集市的主要原因是怕麻烦，隔壁河北的农民却是真的不能经常去市集——毕竟想要赶一次集就得走几十上百里的泥土路。对于广大农村居民而言，那些挑着扁担的摊贩是他们重要的物资提供者，地摊乃是他们唯一能不用走出村子就能获取物资的渠道。同时，外来的摊贩也是重要的信息源泉，可以让居民得到附近村落、城镇的消息。这在古代，很有可能意味着生死攸关的大事，比如洪涝、旱灾、兵祸、盗匪。
摊贩的“亲民性”——以秦朝为例
按照前文所述，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的商人大致可以分为“行商”和“坐贾”。相对于“坐贾”，“行商”作为一个团体，其阶级要高得多。
首先，古代社会的出行风险很高。彼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大部分道路都是泥土路，每逢阴雨天气，都滋生大量细菌，古人又做不到每日清洁身体，十分容易染上各种疾病。而且，就算是所谓的盛世，在朝廷管控不到的野外，也存在着大量盗匪。有些时候，农闲的农民们也会以村为单位，进行组团劫掠。过往的商旅很容易成为劫掠、绑架对象。没有足够的金钱雇佣镖师的商团很难走得长远，而有这个能力的商团往往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甚至有一定官方背景。
【如果商团靠近边境，那么“打草谷的”也不会客气】
其次，大部分古代王朝都采取限商措施，其中以秦朝最为出名。在《商君书.垦令》中，颁布了五条“抑商”措施：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郑良树教授在《商鞅及其学派》一书中将其简单总结为：
商人不得卖粮；
提高酒肉价格；
废除旅馆经营；
加重商品销售税；
商家奴仆必须服役。
秦人之所以要这么限制商人，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出于抑制“贫富分化”，或者打击“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资本主义”的目的。秦国打击商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认为商人太多，会让农民们加入商旅大军，从而减少农业产量，导致王室无法收取足够的农业税，使得君权衰落。而且，太多商人会让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对商人群体也并非好事。用今天的经济学分析，这种论调无疑十分可笑，但并不妨碍当时的人们就是相信这套理论。
根据这套理论，秦国并不歧视商人，只是希望商人不要太多。只不过政策这种东西，“颁布”很简单，“执行”却很困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得很清楚，所谓八百里秦川一直都是重要的商业区。
【秦人并非一些人想象中那么憨直】
秦国之所以做不到《商君书》要求的抑商，理由再简单不过——朝廷直接控制每一个商人的成本太高，当时的官府组织度根本做不到这么精细的管控。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后来秦朝灭亡的重要因素，朝廷根本做不到法律规定的那么细的社会管控。
可秦国限制“行商”数量却十分成功。根据商鞅的连坐法律，邻里、亲属必须互相监督彼此，以节约朝廷的行政资源。一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这种监督的效果也就形同虚设。所以，秦国对人口流动的管控十分严厉，所有人口的迁徙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相比需要控制每一个人的“抑商”，抑制人口流动只需要控制固定几处关隘即可。
【秦人并非机器人，不会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守规矩”】
这项政策的本意并非抑商，却很好地起到了“抑制行商数量”的效果——大部分人很难及时申请到通行证。能自如申请到通行证的商人，无一不与王室、大贵族交好，以半官方的身份行走于八百里秦川。结果自然是行商数量稀少，只有几家垄断商行霸占着主要的资源。
可能有人觉得秦人崇尚军功，并不贪图“富”，只想要“贵”，所以不会在意“行商”被抑制的情况。可惜，这种想法已经被《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证伪。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流行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预测吉凶的日常生产、生活手册，类似老辈人口中的黄历。根据《日书》的记载，秦人十分向往富裕的生活，例如：“辛巳生子，吉而富，乙未生子”，“有疾，少孤，后富”，“宇多于西南之西，富”。诸如此类祈求富的记载比比皆是，说明秦人与现代人一样有着极强的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只不过，秦制的社会背景下，一般人想要富贵只能靠做“坐贾”。
【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坐贾”，或者说摊贩随处可见。作为摊贩，他们唯一的限制就是朝廷要求缴纳的赋税。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门槛并不高，不像“行商”那样需要极高的门槛，还需要承受巨大的风险。由于大部分王朝（唐宋除外），都对人口流动采取管制措施。这种官府背景之人做“行商”，普通小民做“坐贾”或者说“摊贩”的模式一直维持到现代，才被西方传入的新型商业模式取代。
结语
相较于全国各地到处跑的行商，摊贩的职责丝毫不轻；相比官府背景更深的行商，摊贩无疑更接近普通人，也是一般人能轻松做到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的契合度十分高，自秦开始，两千余年都无法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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