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维斯于194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62年毕业于奥伯林学院，获学士学位，196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哈佛、耶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蒂文森（AdlaiE．Stevenson）国际政治学教授。杰维斯是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88—1989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副会长，2000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还是很有影响的康奈尔安全事务研究系列丛书的主编之一。
系统指一组相互关联的单位或成员。系统效应有两种形式：1）一组单位或成员相互联系在一起，致使某些单位／成员或某些单位／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某些部分的变化；2）整个系统显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会不同于系统各个部分所显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样相互关联的，因此，行为的总体结果不等于诸多单个行动的机械相加，行为体精心策划的行为往往会导致非本意的结果。
系统稳定和变化的机制是系统的正负反馈功能。负反馈是系统单位试图抵制对系统的干扰因素，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正反馈则恰恰相反，它加强了对系统的干扰因素，因此可能导致系统的变化。比如，在国际关系中，典型的负反馈表现是势力均衡，目的是维持原有国际体系的稳定，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称霸于诸强之上。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也是负反馈的例子。正反馈现象表现在一个雪球引发雪崩、一个蝴蝶翅膀的闪动可以引发一场暴风雪等例子之中。国际关系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是正反馈的表现。杰维斯认为，没有负反馈，系统无法形成和维持；而没有正反馈，系统则没有变化和发展。他对决策者的忠告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孤立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结果是一厢情愿就可以促成的。
杰维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的情景中、在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从国际政治的学理思想发展来看，思想者和学者多年来集中考虑的国际政治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从国际政治的实际来看，这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客观世界。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关系到我们的世界和世界上的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固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却是国际政治中的永恒命题。提出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杰维斯。可以说从国际关系学科在本世纪初诞生之时，这个问题就是它研究的第一主题。许多优秀学者也就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那么，杰维斯的贡献是什么呢？
在决策者这一微观层次上面，杰维斯对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是：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冲突的几率就可能明显地大于合作的几率。所以，在杰维斯的研究设计中，他确定了两个变量，一个是最微观层次上的国家决策者知觉，这是他的自变量；另一个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这是他的因变量。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中刺激因素刺激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知觉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然后，人对知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所以，如果人的知觉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是错误的，他的反应也会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过程中，知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杰维斯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第一，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知觉，冲突都难以避免。第二，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是冲突还是发生了。杰维斯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错误知觉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结果就与决策者的原本意图不相吻合。也就是说，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如果双方均是如此，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冲突也就会在双方都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第二种情况是杰维斯研究的重点范畴。
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在提出理论假设之后，杰维斯进一步使用历史数据证实自己提出的假设，分析了为什么决策者会发生错误知觉。在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之后，他发现心理学理论中讨论的几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比如，艾森豪威尔（DwightEisenhower）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将苏联视为邪恶的代表，将任何关于苏联的信息和任何苏联的行为都与邪恶联系起来，即使苏联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实，表现出极强的认知相符倾向。
杰维斯使用了大量的历史例证，说明即使再明智的决策者也经常出现这些错误知觉。所以，他在著作的最后对决策者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忠告，希望决策者能够意识到人的认知是有着局限性的，人的心理过程包含了错误知觉生成的机制，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尤其是接收到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矛盾的信息的时候，要冷静全面地思考，尽量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错误知觉。比如，决策者可以进行移位思考，将自己置于对方的处境，来理解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或者可以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以便防止以自己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习惯定势去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减少错误知觉，就可以减少由于错误知觉造成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杰维斯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概括起来说，有四个方面尤为突出：理论的借鉴与创新；微观层次研究的成功尝试；对历史史料的娴熟使用；对决策和决策者的实用价值。
杰维斯的著作毕竟是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表明我们可以有着多种国际政治的研究途径，任何一种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政治的世界。如今，我们将这部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够开阔国际政治研究人员的思路，也希望对学术界、政策界和广大读者有所启迪。
秦亚青2003年1月于美国蒙哥马利市杜鹃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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