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力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伦理学。
2011年，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出版。平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新颖大胆而又引人深思的观点：自远古以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呈现一个暴力减少的过程，它表征着人类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的过程。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而恐怖主义阴云笼罩的21世纪，在19世纪以降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反启蒙左右翼批判理论甚嚣尘上的西方，平克充满坚定的启蒙精神而又因数据翔实而极具说服力的新进步论历史观，可谓石破天惊，令人欣慰。在平克著作出版11年后的2022年，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暴力与文明的命运问题，重新引起世人的严重关切。
Part.1
一、暴力消退的人类进步史
平克的重大发现是，暴力的减少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出乎大多数人的认知，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尽管世界上仍笼罩着犯罪、恐怖主义、屠杀和战争的阴影。平克以翔实的数据证明，古往今来，在家庭内、邻里中、部落之间和其他武装割据之间，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国家之间各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暴力的消减。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在向减弱的方向移动，这种暴力下降不能被看作一个不可阻挡的、能将人类带往完美和平这一终极目标的进步力量，它只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类群体行为的一组统计趋势。
平克将此国家形态社会暴力的消减，归为“国家的平靖”过程。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地垄断了暴力的社会组织。国家“利维坦”垄断了暴力，就终结了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消灭了暴力的泛滥，从而保障了国民的生命与和平。历史的吊诡在于，最强力的暴力机关带来了和平，正如最具杀伤力的核武器带来了长久的和平。
凶杀率的减少是表征暴力下降的另一趋势。英国的凶杀率持续下降，从中世纪的10万分之4—10万分之100，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10万分之0.8。与英国相似，到20世纪，所有西欧国家的凶杀率都降至10万分之1左右。如果与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因纽特人相比，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暴力要和缓得多。从14世纪起，欧洲的凶杀率稳定地下滑，直至20世纪最后30年才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富裕，印刷术促进了图书出版的增长，识字率的提高使人们得以通过阅读而增加了对其他人、其他文化的了解，而移情能力增加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这些都是引发人道主义革命的因素。“人道主义革命是历史性暴力下降的里程碑，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长期和平证明了康德“永久和平”理论所冀望的三个和平力量：民主、商贸和政府间组织促进和平。此外，长期和平可能取决于一个最终极的康德原因，即一种因战争造成的生命伤亡天然是不道德的信念。二战后人类价值观发生了巨变，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启蒙运动的终极价值是个体的人的理想。妇女权利的保障促进了强奸和家暴的下降，儿童权利的保障则导致杀婴、虐童的减少。
二战后大国的核武器下“恐怖的平衡”阻止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得以进入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新和平”时代。20世纪前半叶造成千百万人生灵涂炭的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后半叶核武器震慑下的长期和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暴力锐减的“战争与和平”的最鲜明比照。
Part.2
二、人类历史上暴力减少的原因
平克分析了人类从暴力中后撤所经历的社会发展六大趋势。约5000年前，在人类从无政府状态向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的过程中，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劫掠和杀戮逐渐减少，这是一个和平的“平靖过程”；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随着欧洲分散割据的封建小邦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大国并形成支持一个商贸发展的架构，欧洲各国的凶杀率下降了90%以上，此即“文明的过程”；17和18世纪“理性的世纪”和欧洲启蒙运动，推动了废除诸如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等暴力行径的和平主义运动，即“人道主义革命”；二战以来大国停止战争而导致的“长期和平”；武装冲突越来越有节制，种族清洗、镇压民众、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趋于下降，形成了一种“新和平”；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形成了争取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的“权利革命”。这六大趋势促进了暴力的持续减少。
平克从心理层面追寻了滋生暴力的五个“心魔”。他认为，侵犯性是一种受环境触变、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形态影响的心理系统的共同产物。有五种心理系统有助于阐释产生暴力的“心魔”。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支配欲，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其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复仇心，激起人们的道德冲动，而施行报复、惩罚和伸张正义；虐待狂，则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则是一个共享的信仰体系，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这是暴力得以滋生的五个“心魔”。
平克认为，暴力的消减体现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力量。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具备某些动机，引导其离弃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让人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他人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让人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加以抑制；道德感，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制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理性，让人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并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引导人的天性中的几种美德。暴力减少的过程，是移情、自制、道德感、理性四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的过程。
平克以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视界融合，分析了有利于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大幅下降的五种外生力量。1.利维坦，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并抑制复仇的冲动；2.商业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游戏，技术进步使产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人的价值也因此更有价值，他们也就更不会成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标；3.在女性化的过程中，文化对女性的利益和价值越来越尊重。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女性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暴力化，也更不会在年轻男性中滋生危险的亚文化；4.世界主义的力量，包含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与他人换位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善待他人；5.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滚梯使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的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平克的巨著以恢弘的人类历史视角和细致的心理学分析，通过翔实的历史统计数据，阐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暴力逐渐减少的人类文明的故事。
Part.3
三、新历史观：暴力消减与文明进步
现代的进步观念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以线性方式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无限进步。现代进步观念的始作俑者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总结段落中，将六个概念融合为一个18世纪的新观念：（1）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2）伸展于未来；（3）反对不可避免的毁灭以及与此相伴的悲观主义；（4）文明是可以无限完善的；（5）拥有一种线性史观；（6）把未来看作是具有某些可以计算的不可避免的模式。孔多塞这一建基于理性与科学进步的、人类具有无限可完善性的进步史观，充满了18世纪“理性的世纪”的启蒙精神。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主义成为现代主流的意识形态。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更是彻底击破了进步主义迷梦，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批判了理性进步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权力颠倒、技术宰制乃至自我异化的困境。齐格蒙·鲍曼在其反思现代性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则把德国纳粹的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的后果。他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经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如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从尼采到20世纪思想界，西方主流思潮为质疑和讳言“进步”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倾向所笼罩。进步主义广受质疑的是：现代社会的所谓“进步”仅为知识的进步，现代人的道德和精神并没有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而进步，反而出现了道德和精神的深刻危机。
在韦伯预言尼采终结了科学主义进步论的“幼稚的乐观主义”一百年后，面对近百年来西方思想界甚嚣尘上的反启蒙的左翼与右翼批判思潮，平克以力挽狂澜的非凡理论勇气重申人类历史的进步性，他雄辩地论证了以暴力衰减为尺度的人类文明进步趋势。而且平克的进步论不再是启蒙运动式的意识形态化的“幼稚的乐观主义”，而是基于人类历史无可辩驳的翔实历史统计数据的实证的新进步论。
西方反进步论的现代批判思潮以德国思想为重镇。除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右翼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传统亦成为解构进步主义的重要批判思想资源。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鲍曼等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幽暗面，但这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反犹噩梦的犹太裔思想家，对现代文明显然过于悲观了。而对于1953年出生的战后美国学者平克来说，现代性虽然充满矛盾和困境，但现代文明乃至人类历史也许并没有如此悲观。平克仍是一个相信人类历史进步的坚定的启蒙主义者，他从人类自古以来暴力不断衰减中真切地看到了历史进步的趋势。
对待人类历史，有两种迥然不同的低调历史观与高调历史观。否认历史进步的批判思想家多抱持理想主义的高调历史观，他们或眷恋古代“黄金世界”，或冀望未来乌托邦的“美丽新世界”，因而其对现代性的弊病和悖论难免有今不如昔或理想幻灭之感。然而，在现实世界切实有助于社会进步的，不是临虚蹈空的浪漫主义的高调历史观，而恰恰是那种相信人类社会改善的现实主义的低调历史观。
诚如以赛亚·伯林所言，人类的终极目标有时相互冲突：无法避免偶尔令人痛苦的抉择和令人不安的妥协。但有些需求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者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如果我们能找到无需使人类面对难以忍受的选择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进步了。与革命派的闪光观点和绝对真理相比，这些目标不那么令人向往，不够激动人心。这些目标对那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他们喜欢邪恶与美德之间的剧烈冲突，喜欢在真理与谬误、黑与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甘愿在善良与公平的祭坛上做出英勇牺牲——然而，为了这些更加人道、温和的目标而工作，结果将引向一个更加仁慈、文明的社会。幻想带来的绝对正确的感受确实更加激动人心，但会在社会和个体之中引发愚蠢疯狂的行为。
显然，平克的去暴力化进步论就属于现实主义的低调历史观，他提出了一个人类历史进步的坚实的新尺度。暴力的下降表征着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提升。较之那些人类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获得的进步，或那些理性设计的至善的“美丽新世界”乌托邦，暴力的消退无疑是人类一种“将引向一个更加仁慈、文明的社会”的最重大的进步，因为脱离野蛮状态正是文明的本质所在。布鲁诺指出，“列奥·斯特劳斯一语中的，现代'是建立在低级但坚实的基础之上’”。相反，那些反现代的批判理论则建立在高级但虚渺的基础之上。
Part.4
四、减少痛苦：珍视生命与道德进步
平克以暴力下降为人类进步之尺度的历史观，同时挑战了流行的高调道德观，即把道德关切的核心议题从“追求德行”下移到“减少痛苦”。这种道德重心的下移，即从高调道德观到低调道德观、从肯定性的积极道德到否定性的消极道德、从美德伦理到规则伦理的转换，是道德现代性的深刻表征。
在伦理思想史上，道德重心的下移，始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承休谟道德哲学之余绪，以规则伦理“正义”（不得伤害）为道德价值的核心，并将道德区分为“正义”规则与“仁慈”美德两种类型。在他看来，仁慈是人类崇高的善良美德，正义则是构成社会秩序之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础。“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甚至，“如果强盗和凶手之间存在着某种交往的话，他们至少一定不会去抢劫和杀害对方。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正如在通常不放弃相互伤害的人中间，不可能发生社会交往那样，只有较好地遵守正义法则，社会才能存在。”质言之，“正义”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底线伦理。
斯密以建筑为喻，分析了“善”与“正义”两类道德：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顷刻崩解。斯密区分了神的德性与人的德性：“仁慈或许是神的行为的唯一原则。”“正义”则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仁慈”是积极道德，“正义”则是消极道德。“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周围的邻人。”“正义”作为消极道德，是一种“必须”（不……）的否定性道德，即人类社会起码的伦理规则；“仁慈”作为积极道德，则是一种“应当”的肯定性道德，是人类追求的善良美德和道德理想。斯密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而作为底线伦理的“正义”，是其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
“正义”是道德现代性的基本法则，它伴随着以司法正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的兴起。从以“仁慈”为中心的中世纪道德，到斯密以“正义”为中心的现代伦理秩序，表征着现代社会道德重心的下移，即从珍视灵魂的基督教道德到珍视生命的现代道德的转向。在平克的道德世界中，以消极道德的“减少痛苦”的低调道德观代替了积极道德的“追求善行”的高调道德观，与斯密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一脉相承。
东西方古代的高调道德观以圣贤君子或贵族教士的美德伦理为中心，现代的低调道德观则注重普通人践行的规则伦理，这是人类社会的底线伦理。底线伦理表征着现代社会从精英道德到平民道德的道德转型趋势。陈独秀指出：中国伦理“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西方道德则“以小人始，以君子终”。“以君子始”的儒家伦理是“士志于道”而追求“成圣”的精英式的高调道德，而“以小人始”的西方现代公民道德则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低调道德。道德重心由精英美德而平民规则的下移，正是道德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
按照尼采，所有宗教道德都离不开暴力和痛苦。因而，与暴力下降的历史进步论相伴随的“减少痛苦”的巨大道德进步意义，在于道德的祛暴力化，即人类道德从“暴力的道德”到“非暴力的道德”的深刻转变。这种道德上的远离暴力和减少痛苦，无疑是暴力下降之最深刻的精神表征。
查尔斯·泰勒揭示了近代以来复仇信念的衰落和减轻痛苦的诉求增强的趋势。随着赋予复仇以意义的宇宙道德秩序的整体概念的衰退，减轻痛苦的强调增强了。当人们不再把人看成在宇宙秩序或神圣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时，减轻痛苦就成为承担道德重要性的东西。这是功利式启蒙运动的否定性延伸的组成部分，它反对以这类大秩序或大戏剧的名义让人类承受无必要和无意义的痛苦。
尊重生命，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法则。诚如泰勒所言：“或许被我们承认为道德的最急迫和最有力的一组要求，涉及尊重他人的生命、完整和幸福，甚至还有事业有成。当我们杀害或摧残别人，盗窃他们的财产，恐吓他们并剥夺他们的安宁时，甚或当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却拒绝帮助他们时，我们就违背了这些要求。实质上，每人都感觉到这些要求，而且它们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类社会的认可。”泰勒强调，尊重生命这一“道德直觉，其深刻、影响力和普遍性是非同寻常的。它们如此深刻，以致我们不由得认为它们植根于本能，而其他的道德反应看起来更像教养和教育的产物。”“尊重生命和完整性之根扎得如此之深，或许与其他动物间阻止同种相杀的最普遍的倾向相联系。”
人的生命是文明的根本。文明的进程循“生命—自由—幸福”的逻辑而演进。这是洛克和美国《独立宣言》所揭示的文明法则，“生命”被置于优先的第一价值。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指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
现代化伴随着一个社会祛道德化的过程，即传统的泛道德化社会分化的过程。古代的基督教和儒家礼教皆建基于一种绝对义务，这种义务至上的伦理体系之弊在于缺乏权利意识、漠视生命价值。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以神性宰制人性，礼教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宗法束缚人性，这种严酷残忍的伦理具有与人道的深刻紧张。五四时期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并不是反对道德，而是反对礼教之反人性的宗法封建伦理。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个人的发现”和主体性的伸张，到启蒙运动以怀疑论和理性主义批判基督教，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除魅”使欧洲人冲破禁欲的宗教伦理而获得人性的解放，人权观念和道德权利意识随之兴起。现代道德之“不得伤害”的“正义”法则和“减少痛苦”的道德观，反对一切暴力的屠杀、酷刑、虐待、迫害，其道德进步性在于珍视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从“不把人当人”到“把人当人”的“人道主义革命”。因而现代社会之道德重心的下移不是道德滑坡，恰恰意味着人性的上升，即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提升。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伦理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型，即张五常所谓从熟人社会的伦理管制到陌生人社会的法律管制的转型。这一社会转型伴随着一个泛伦理化社会之道德的弱化，即祛道德化的过程，亦即现代社会的结构功能分化的过程。从古代道德的观点看，现代生活中道德的弱化无疑是“道德的滑坡”和“道德危机”。但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功能分化和法治国家的观点看，这种道德和法律的消长恰恰是道德的进步。在古代社会，基督教和儒家礼教无疑具有抑制暴力和引导善行的教化功能，但其义务至上的伦理专制主义，亦具有漠视生命和禁锢人性的严重弊害。宗法社会和部落社会惩罚违反习俗的种种酷刑，虽打着道德的旗号，但却属于令人发指的反人道的暴力行为。这种严峻残酷的宗法伦理和部落伦理的废除与暴力消退的趋势相伴随，从斯密的正义伦理与平克的非暴力伦理的低调道德观来看，则是人类珍视生命、保障权利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巨大道德进步。
对于平克来说，人类历史上暴力减少的趋势是一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的伦理剧，这无疑是最大的道德进步。
Part.5
五、人性与文明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平克关于人类暴力的历史研究建基于人性的深刻分析。他的和平进化心理学把人类历史上暴力衰减的趋势，归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与“心魔”的搏斗史。平克反对性善性恶二分法，即：人类或者是天性良善，或者是天性邪恶；或者是野兽，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霍布斯式的残暴，或者是卢梭式的高尚。这种二分法阻碍人们对暴力下降的理解。如果任人自由发展，人类不会走向和平协作，但也不会像嗜血动物那样非要杀个你死我活。平克认为，人类思维有多重功能，人性中既有某些驱使暴力的成分，也有某些推动和平的成分。驱使暴力的“心魔”，是人性的“黑暗面”。人类的暴力倾向与生俱来，幼童具有的攻击性显示了“可怕的两岁”。
人性的神魔二重性，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孟子与荀子有“性善”与“性恶”之辩。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莎翁有句名言：地狱里空荡荡，魔鬼都在人间。佛家认为：人人心中皆住着一个佛，也住着一个魔。罗素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诸种制度、我们的知识已历经了各种深远的变化，我们善恶两方面的本能，很大程度上仍是我们祖先的大脑第一次发展成现在大小时的那个样子。”天使与魔鬼，就像人心中的一对孪生子。
人性具有善与恶、高贵与卑劣两面性。注重人性高面的乐观论与注重人性低面的悲观论，形成了左右翼思潮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对于“乐观的理性”传统来说，无论是进步主义的人类线性进步的历史目的论之“幼稚的乐观主义”，还是左翼思潮追求的未来至善的“美丽新世界”，皆不脱“天使”式的乌托邦想象。而对于“悲观的理性”传统来说，右翼思潮反现代性的退步论的古典乡愁，则沉湎于“天使”式的昔日“黄金时代”的伊甸园。乌托邦主义者和退步论者的视界都在天上，而抱持“天使”式的高调历史观。平克则回到地上，从神魔二元论的人性悖论出发，将人类历史视为由人性中的“天使”战胜“魔鬼”的斗争史，以及暴力衰减表征的人类脱离动物祖先之野蛮状态的文明化过程。平克颠覆左右翼批判思潮之高调历史观的，是其低调历史观中人性的“天使”与“魔鬼”的缠斗，而前者立论的基础往往只有“天使”。
平克将人类历史上暴力减少归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的过程。这一历史进步，是由人的社会性所驱动的文明化进程的结果。人的善恶本能与生俱来，文明扬善抑恶，社会由此进步。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就是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的动物祖先的生活之成就和规则的总和。“文明这个词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规则，这些成就和规则把我们的生活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氏强调：“所谓人类文明，对此我的意思就是，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的提升，即从生物性“本我”到道德性“超我”的人性升华过程。
暴力源于人的攻击性本能，攻击性是人类继承而来的动物天性。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倾向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倾向。文明是一个服从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的是把每一个个人、家庭、部落、种族、国家结合成一个人类的统一体。但是，人类自然的攻击本能、个人与集体的相互敌意，都反对文明的联合计划。攻击本能是死的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死的本能和爱欲共同统治着世界。爱欲和死亡之间、生的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是组成一切生命的基本动因。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为生存而做的斗争。
平克所谓“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心魔”，亦即人类脱离动物状态而人性提升的文明化。人类历史这一人性中的“天使”战胜“魔鬼”的伦理剧，就是一个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文明化进程。
人性中的“天使”与“魔鬼”与生俱来，但文明扩展人的社会性并规约其生物性，助长“天使”和束缚“魔鬼”，促使野蛮的暴力持续衰减。文明是暴力之敌，如果人类历史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那么，暴力的衰减就是文明进步和野蛮消退的深刻表征。
人性通过文明而进化，暴力随文明进程而消退。人性与文明互为因果：文明进程（国家、宗教、道德、法律）增强了人性中“天使”的力量，而“天使”胜“魔鬼”、人道胜兽道的人性升华，则是文明的本质。按照弗洛伊德，文明是人类生活之区别于动物祖先的成就与规则。文明之成就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文明之规则是人类进化的手段。文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类可以藉由文明进程（国家、道德、法治、市场）而获致文明境界（人类脱离动物状态）。
平克以暴力下降为进步之尺度的低调历史观和“减少痛苦”的低调道德观，虽然缺乏激动人心、令人向往的理想主义色彩，却体现了现代“文明”最伟大的人道精神：“人是目的”（康德），“把人当人”（鲁迅），珍爱生命，人类脱离动物祖先的野蛮状态而提升“人”的价值。文明，归根结底是人性的进步：人性中“天使”的成长与对“魔鬼”的制约。暴力和丛林法则，是人类动物根性的野蛮遗存，它是与人道相对立的兽道。人道即文明。“人”的成长是一个脱离野蛮状态而人性升华的文明化过程。而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基本标志，就是消除暴力。在文明的世界，暴力衰减，野蛮消退。
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人类历史上充满了文明不敌野蛮的“退步”时期和“返祖”现象。即使享有高度科技进步成果的现代人也仍可能倒退到丛林世界，如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
历史的吊诡是，文明战胜野蛮，常常是一个“负负得正”的曲折历史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谓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抑制和阻止暴力的最有效力量是具有“利维坦”（海怪）恶名的国家，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垄断暴力的社会组织。国家以最强大的合法暴力制止了社会的暴力泛滥，而阻止人类最大规模暴力杀戮的世界大战的，则是由现代科技发明的最具毁灭性的核武器。人类正是以暴制暴，以野蛮制止野蛮。野蛮促进文明，暴力导致和平。此即人类历史之悖论式的文明辩证法。
远离暴力，人类历史是一个文明进步、人性升华的过程。从猿到人的进化，不仅是生理性的，而且更是心理性的，人类之精神的成长远未完成。人类脱离野蛮性的“人”的成长，即文明化的进程，亦即人类历史的进步。暴力下降之所以成为“关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于其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一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人类文明进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