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字是年初，我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搜集工作完成于2008-2010年间。记得当时《货币战争》等说法大行其道，就连一些高校的知名学者，也对此说推波助澜。歪理邪说流传于世，货币理论掩形匿迹，总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不过，隐约也感觉，一些货币演化理论，概括的只是货币史的某些片段。整体上看，逻辑一致性上还是略有缝隙，理论推理与现实的一致性上也似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当时沿着货币演化的脉络，整理了一个20多万字的小册子《货币史逻辑》，多年后拿出来看看，虽然简陋，也是当年点灯熬油的成果，还是不忍丢掉。遗憾的是，志大才疏，功夫又没下够，占有资料不足，也缺乏深入讨论。尽管如此，还是鼓足勇气整理出来，求教于方家。
经济学教科书宣称，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众多的商品都曾充当过交易媒介，因为金银天然的货币属性，最终货币形式收敛到黄金白银身上。这个关于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易需要和商品交换实践的理论，大约从亚里士多德“货币始于贸易需要”开始，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最后形成于卡尔.门格尔。
我想说的是，这一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货币起源理论，以讹传讹了数百年。一是这种说法缺乏实物支持。大量的考古学和钱币学、人类学的证据，支持货币起源于非经济目的，而非市场交换。有证据显示，货币出现早于市场的形成。二是如果货币产生于物物交换的自然选择过程，结果应该是用途最广的物才有可能被选择出来，而不应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黄金最终胜出。三是货币有着丰富的内涵，货币产生之后，虽然主要服务于物质交换，但货币的价值和意义，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所以说，不应该仅仅把货币看作是一个高度精巧的技术体系。
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支持货币起源于宗教文化政治等“人为因素”。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先王造币”的记载。马克斯韦伯则说，从历史上看，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早于交换媒介职能。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则直接说金银的价值是从宗教领域衍生出来的。大量经济人类学（如栗木慎一郎）的证据，支持货币起源于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习惯。
早期人类社会彼此之间互不通消息，但考古证据发现，贝壳、黄金几乎不约而同地被不同区域的先人用作货币。这是很神奇的。大约贝壳外形类似女子外阴，象征生命源泉；黄金（白银）散发着太阳（月亮）般的光芒，被巫师视为人与上天沟通的信物。人类社会早期不约而同地赋予贝壳黄金这些日常生活无用之物以价值，反映了人类早期对生命丰饶的精神追求。
人类发展史上，四大古文明里，有三大文明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了铸币。铸币最早出现在土耳其西部，然后传到希腊，传到罗马。同时在印度出现了官方铸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中国也是战国时候出现铸币。大约在一百年内，互不通消息的三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出现铸币，相信不应该是巧合。
货币是物质世界的秩序。货币丰富了这个世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人类的社会化进步，依赖于货币媒介人际间的物质交换，把整个世界联接在一起，通过交换来互通有无。货币自从来到世间之后，历经物质世界千般考验，更换过上万个面孔，但其自身象征的价值从来没有改变过。可惜的是，我们专注于货币物的属性，认为占有金钱即是目的。而没有看到，金钱不仅是果腹之保证，更是人类自我完善之神器。
货币的价值是超越物质范畴的。正如泰德.克罗福德《金钱传》中的最后一句话：金钱可以召唤我们的灵魂，让它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金钱的丰饶不仅表现在田野工厂和办公室内，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的创造力和真爱之中。
二、货币形式流变（2017-01-23）
历史上的货币，是它所处时代的印记。简单地梳理一下，看看能够给我们理解货币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贝币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安阳妇好墓中发现了将近七千枚贝，可见殷商时期，贝的使用已经较为广泛。用作货币的贝有多种：天然贝，及其仿制品：陶贝，玉贝，骨贝，石贝，铜贝，涂金贝，贴金贝，包金贝，纯金贝等等。世界上各民族，多有使用贝币的记录。亚洲有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土耳其，都有贝出土；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曾用贝；欧洲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迹里曾有贝壳的发现；非洲沿海一带及澳洲新几内亚北部各岛和所罗门群岛地方都用过贝。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贝被赋予的超自然意义（诞生、复活与再生），成为普遍可接受的财富符号。
商品社会冲击了古老的信仰传统。秦朝建立后，贝币退出流通领域，谷帛与黄金并行。每当时局混乱，谷帛的货币作用立即显示出来。当时流传的一首童谣是，“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从东汉末年开始，谷帛取代黄金、铜钱，成为主要的货币。谷帛为货币，一直行用到唐中叶。玄宗天宝以后，渐渐为钱币所代替。前后五、六百年。
实物为币，有一个固有的弊病。就是实物的商品性与其货币性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用做商品消费使用，还是用做货币去交换别的东西，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影响货币流通的稳定性。金属货币也是如此。当铜作为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作为货币的价格时，铜就会从货币领域退出（销熔）；当铜作为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作为货币的价格时，就会有更多的铜出现在货币流通领域（盗铸）。
货币单位轻重是决定铸币稳定流通的大问题。早期的铜钱流通混乱于其单位重量，这种状况一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五铢钱轻重适宜，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铸币，自汉以来先后流通了700多年。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铸开元通宝（重量和五铢钱相差无几），结束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从此，中国币制发展为通宝币制，直到清末，沿袭近1300年。清光绪年间，始铸铜元（大清铜币）以补制钱之不足，北伐以后，铜元逐步退出流通。至此，在中国通行3000多年的铜钱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唐代之前，黄金使用多于白银。宋代以后，白银的货币作用逐渐上升，黄金逐渐退藏。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政府规定银两的成色、重量和单位，又定为纳税的法定货币和财政收支的计算单位。至此，银两制度确立，实现白银货币化。到清朝末年，开始铸造银元，货币单位也就随之改变为“元”。
彭信威先生总结了古代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一是货币的各种职能，在中国不集中于一体。如金银多用作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铜钱多用作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等。二是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三是铸造技术多用手工，即范铸，结果是铜钱式样难得精美，成色常有参差，轻重也不易一律，以至于难以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铸币。四是铜钱的重量，从长期看，几乎稳定不变。千百年来，中国的货币制度，没能经历从低本位（铜）到高本位（金）的升级，以及从“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的转换。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讲过，只要看一下是什么金属在一个经济里占主导地位，便能判断这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健康状况。中国历史上铜钱始终占据金属货币流通的主体地位，而古希腊的货币是以银为主，近代西欧货币以金为主。古时黄河长江流域有宜人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物产，国家较早实现相对统一，市场发展相对活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多时候优于其他社会。币材差异主要原因，往好处说是中国古代相对统一，源于威权的政府信用对不足值货币流通提供了部分保证，货币也主要服务国内贸易，对单位价值和货币质量要求不高。也可以说，是皇权政府对社会市场管制过严、压榨过甚，摧抑了中华大地的生机。
千百年来，货币的名称和外在形式虽历经千变万化，但其内在的象征价值，从来没有变化过。货币形式及其制度的善恶成败，主要是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经济生活。好的货币环境如同空气一样，人们生活在其中，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必定是出了问题。所以说，如果社会上热衷于讨论货币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春秋战国时期，“货”和“币”各有其义。“货”多指商品，古人视“货”为财富。如“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币”多作皮、帛，日渐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如“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据考证，我国最早出现“货币”一词是在《三国志·蜀书八》中，麋竺“进…金银货币以助军资”。顾炎武《日知录》中引元稹奏状，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唐朝以后，历代多用钱币一词，直到清末设银行，改币制，“货币”一词才较为广泛地使用起来。
金属作为货币，始于黄金，终于黄金。人类历史上金属为币，至少有三千年以上。
刀币
金属在中外货币史上长期占据重要位置，一是因为铜铁等金属和黄金白银是“近亲”，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可携带性、耐磨损性、同质性、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等物理特性，故能在货币实物竞争中脱颖而出。二是金银本身的象征价值，以及铜铁是兵器农具材料，易为世俗社会接受。三是古时候采掘冶炼技术不发达，金属的供应量相对稳定，为稳定货币流通提供了保证。
中外历史上的金属铸币，起先均由私人铸造，后来政府垄断铸币权。国家铸币，金属铸币上面附着有国家王权的信息。这一点，中外应当是一样的。
铸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中外铸币在外在形状上都是向圆形演变，大概是圆形有利于流通使用。也有人说中国钱币的“外圆内方”，隐含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二是中国古钱币上多用文字，西方古钱币上多用图形，说明中国文化重抽象概念，西方文化重具体形象。中国古钱币上的文字，几乎涵盖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书体，钱币的演变同时记载着社会文化的演变。
三是中国历史上銅铸币始终占据金属货币流通的主体地位，而古希腊的货币是以银为主，近代西欧货币以金为主。
四是古代中国名义上多数时期是中央政府统一铸币权，而实际上铸币权多分散在地方以及民间（私铸），且铸造工艺简单（范铸），以至于有人曾讲过，古代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铸币没有任意两个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与西方机制铸币有很大不同。
和金属铸币相比，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的称量货币更为原始，用做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较为方便，若作为日常交易所需，则不甚方便。《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当时简单常有的例子：从江苏税收中拨一笔款汇往甘肃作为协饷。江苏税单用的是库平，实际还税是地方银两；将税款汇往上海，要用漕平；到了上海，要用规元；由上海汇往甘肃，要用漕平；到了甘肃，要用当地银两计算；甘肃对于江苏的协款，要用库平计算；而回存到当地银钱号，支付仍然要用当地银两。统计全部兑换过程，不下九次之多。就是当时北京一地，所用的平（银两标准），就有7种之多。银两制度之弊、之落后由此可知。
金属货币流通并不必然意味着物价稳定。人们通常认为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会保持稳定，这种认识不合历史事实。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中，总结了从汉代到辛亥革命前发生过的15次较大的通货膨胀，处于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有10次。通常认为，货币购买力是由货币内涵的金属价值决定的，那么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货币贬值对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多少物价就应大约上涨多少。货币史上的事例也不支持这一论断。一是董卓铸小钱，铸币最多减重五分之一，但当时物价上涨逾万倍；二是梁武帝铸铁钱，以价值来说约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可它却使当时物价上涨几百倍。货币史上也有不少铸币减重贬值了，但物价却没有明显变化的例子。汉文帝时“纵民得自铸钱”，法定铸币重量为三铢，流通中甚至有轻至一铢的“榆荚半两”，但物价却没有明显的上涨。再如北魏时期有“风飘”、“水浮”、“环凿”等恶钱，但无通货膨胀。在英国铸币史中，通货贬值从不与铸币减色成同一比例。亨利八世时期的铸币大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水平之高，足以证明“金本位能够确保价格稳定”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金属货币流通下通货膨胀发生的频率明显要少于纸币流通，却是事实。
历史上金属货币流通最大的问题是货币不足。北宋神宗时期张方平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中国货币史上，由于铜材长期供应不足，“钱荒”问题常有。如形成于唐贞元年间“钱荒”，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帝，持续了五十多年。当时“钱荒”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货紧缺，货币购买力直线上升，物价急剧下跌，绢每匹自四千文跌为八百文，粟米每斗自一百文跌到二十文。五代时期，“钱荒”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两宋时期的“钱荒”众所周知，清代“钱荒”问题也较明显。总体上讲，早期的“钱荒”表现为通货的缺乏以及物价的下跌，即现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自五代以后，“钱荒”只有流通中铜钱缺乏的意思，不代表流通中通货的缺乏（有其他代用货币），否则无法理解一方面钱少，另一方面物价却不停上涨的现象。
历代应对“钱荒”的办法。首先是实行禁蓄钱政策，唐代即实行禁蓄钱政策。元和十二年颁布《禁蓄钱令》，规定私贮现钱不得超过5000贯。文宗大和四年又规定蓄钱以7000贯为限。五代时也多有禁蓄钱（公元924年后唐）、禁止私铸铜器的规定。其次是禁止民间私铸铜器。西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了“禁铜七福论”。唐代多次禁铸铜器，比如，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的大规模的铜禁。宋代就不用多说了。明代也是如此。铜禁律令之严，首推清朝。乾隆朝铜禁更甚，“惟一品始听用，余悉禁止，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其三，增加流通中货币种类。如唐代强令钱帛兼行，宋代地特定区域行用铁钱，以及以金银特别是白银为支付手段，还有纸币进入流通等。
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以金属实物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货币供给弹性不足以支撑经济波动，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经济中出现风吹草动，大家都拿出银行存款和银行券要求兑现，就会将这一货币制度逼上绝路。事实上，金本位的消亡，正是缘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黄金储量的不敷于用。
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没有货币本位的概念。唐代及以前是钱帛兼行，宋代以后是钱钞并用，元代是钞银及铜钱并行，明清是钱钞银共用。虽然铜钱在各个朝代都是主要货币，但如果说古代中国货币流通是铜本位，也是牵强。从世界范围内看，金属在较大范围、较长时期充当货币材料，基本上呈现出货币金属材料向黄金收敛的特征。
货币金属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是以有限之物约束无限之欲望，用金属量来制约政府扩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从而在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的漫长时期，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流通环境。
货币不同于他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化质为量的能力。货币使物品可以通约，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物品都可通过货币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转化为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字（价格）。借助于货币，不同种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可以相互比较，可以相互交换。如果说货币可以像一把尺子一样衡量不同物的价值，货币单位就是这把尺子上的刻度。早期的货币单位是货币金属的重量，随着货币逐渐符号化，货币单位逐渐从货币金属重量演化为一个称谓。
春秋战国时期共有4个铜铸币体系：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春秋时期的布币在大小、厚薄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战国时期，布币形制发生了较大变革，空首布变为平首布，总体上也由大变小。刀币根据形状可分为两类：齐国的大刀和主要流通在燕国的小刀。产生于大约公元前五到三世纪的“安藏环钱”，是圆形方孔钱的前身。蚁鼻钱主要流通于当时南方的楚国。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形状各异，名称多样，大小轻重不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单位，文献资料中称若干刀或若干布的极少。布币体系的货币单位总体上以釿、寽、朱、两等重量单位为主。刀币体系的货币单位以化为主。
钱币实物和文献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的，自秦代以后。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颁布钱币改革令，基本内容是“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半两“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的圆形方孔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逐渐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由于秦半两过重不便流通使用（秦钱重难用），事实上是秦半两以后到时汉朝初年，各种名为"半两"的铸币重量大体上在3铢到8铢之间，“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约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以秦钱太重以不便流通为名，令民间自铸轻钱流通，结果是物价飞涨。高后二年（公元前168年）恢复八株钱，高后六年又改用轻钱，结果是愈改愈乱。汉文帝时，经济恢复，货币需要量大增，官府铸钱一时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汉文帝实行的政策，一是铸造质量高于荚钱（钱重三铢，文为“半两”）的四株钱，二是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西汉建国80余年后，铸币轻重的实验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得到解决。
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铸币实际重量表现为铸币名称）。由于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元狩四年又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钱文“五铢”从此启用。并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发行。汉武帝五铢钱制收到良好效果，原因一是五铢钱名称与重量相符，是足值货币，私铸没有油水可捞；二是铸币轻重适宜，五铢钱流通稳定；三是五铢钱制作精良，不易仿造；四是中央的政令得到了较好地贯彻执行。
五铢钱
到汉武帝（公元前118年）时，五铢钱就固定下来，历代都保持这个重量（约4克重），唐代开元通宝（公元621年）和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重量也是相等的，甚至在清朝末年，西汉的五铢钱还有流通。古代中国货币流通的实践，以约4克铜合金重量为货币单位，从汉武帝到清末，前后超过2000年。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早期，如希腊古代的德拉克玛（drachma），通行的重量也是4克许，罗马的银币单位德拉留斯（denarius）也是重约4克。这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货币史上出现了诸多的不约而同，不好解释。要么货币是严格的科学（似乎不是），要么是巧合，要么是有一个什么超越自然的力量在主导着这一过程。
历史上看，世界上一些有名的货币单位，如罗马的阿斯（as），法国的里弗（livre），英国的镑（pound）等，都是在流通中不断地减重或贬值，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又如古罗马的银币德拉留斯（denarius），在共和时期，一枚德拉留斯约4.55克，后来减为3.9克，尼罗（Nero）后期减为3.453克，而且成色由99%减为80%，这种贬值行为一直继续下去，到3世纪时，德拉留斯银币只含银2%。再如英国的便士，每枚在1066年是1.4克，后来逐渐减重，到17世纪初减为0.49克，后来变为铜币，而铜便士也减重，由1797年的26克减为1806年的19克，再减为1860年的9克。
轻重适意的货币单位具有历史传承性，但货币单位的名称却在变化。五铢铜钱流通700多年后，铜铸币进入通宝时代。开元通宝一改先秦以来以重量名钱的铢两钱制，以“通宝”两字名钱，货币的名称与重量相分离。“通”突出了货币流通，“宝”则象征着国家威权，综合了铸币的货币流通职能及其国家信誉。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直到清末，沿袭近1300年。
开元通宝与西汉五铢重量大体相当，但货币单位名称由“五铢”变为“文”。一枚铜钱称一文，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每十文重一两，开创了我国度量衡十进位制，这种由货币单位而产生重量单位的现象在世界货币史上少见。此后，一直到清末圆形方孔钱行将退出流通之际，清末的机制库平一钱“光绪通宝”小平钱和唐代开元通宝1枚的重量仍然相同。
到清朝末年，开始铸造１两重的银元，但当时市面流通的是在世界上流通很久的轻重适度的七钱二银元，所以１两重的银元无法流通只得停铸，而改按流通规格铸造七钱二银元。货币单位也就随之由“文”改变为“元”。
历代纸币分别以铁钱、铜钱或银两为货币单位。北宋四川等地交子以铁钱为货币单位，南宋会子多以铜钱为货币单位，金代交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元代纸币多以银两为货币单位，大明宝钞以铜钱和银两为货币单位，清代咸丰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大清宝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很明显，古代纸币的货币单位因袭当时金属货币流通，纸币货币单位具有金属铸币流通的传承性。
货币单位就是价格标准。同一市场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是惟一的。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说到，“有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并存时，实际只有一种货币能最终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其他货币只有与这种主要货币相比较而确立价值比例关系后，才能当作价值尺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认为，“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试想，如果一个市场，每种商品都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标价，货币流通和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多种货币并行的局面下，保持市场秩序或稳定市场价格的办法是相对固定多种货币之间的比价。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多种货币并行时货币流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
当前流通的货币，一是现钞，二是存款货币，统称银行货币。货币史上，银行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通货，使货币摆脱物的桎梏，是革命性的一步。意义是，使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以及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没有因货币问题而停顿下来。银行货币有三个起源。
一是可以在贸易集市建立内部清算所。到期的债务可以彼此冲销，冲销之后的贸易余额或赤字才用铸币来清偿，因此，地区之间运来运去的铸币数量就大为减少了。汇票在有效期内可以在整个贸易集市系统内相互冲销并结清冲销后的余额，在此期间，汇票就腾出了数量可观的铸币。
二是以某种方式开出的以外国货币支付的贸易票据可以绕开当时的高利贷法。即商人们可以通过汇票形式融资，可以绕开当时教会的放贷取息禁令，促进借贷的发展。由于贸易不断扩大，需要现款的商人可以向货币兑换商借款，由借款人出具期票给兑换商，按期票规定的日期，必须到期归还，并支付利息。这样，代替现款的期票开始在信贷业务中使用，标志着为商业周转服务的信贷业务开始发展起来了。逐渐地，货币兑换商具备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汇款等业务，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的雏形。金德尔伯格曾讲述到，在18世纪，英格兰的大多数银行是由商人而不是金匠发展起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阿姆斯特丹存款银行”的叙述：为了应对铸币汇兑不利情况，阿姆斯特丹于1609年在全市的保证下设立了一家银行，既接受外国铸币，也接受本国轻量的磨损了的铸币，在扣除小额费用以后，所余的价值，即在银行账簿上，作为信用记入。这种信用叫做银行货币。同时规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兑付或卖出的六百盾以上的汇票，都得以银行货币兑付。商人们不得不与银行来往。
银行机构的核心，是看它是否供给银行货币，即通过信贷形式（或债务形式）向市场提供流通和支付手段。
历史上也有过多次不兑现货币的尝试。如18世纪后期美国革命期间所走过的道路，法国所采用的“指券”制度，以及在1797-1821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颁布《银行限制条例》实行“暂停铸币支付”政策。当然，有些尝试成功了，如英国的情况和美国国内战争胜利的那一方，后来又恢复了兑现；有些尝试则失败了，如法国的“指券”和美国南部政府的纸币，纸币很快就变得一文不值。身处困境的时候，过往的成功经验（那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胜算）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会被牢牢地抓在手中。大约是那些成功的经验给身处困境中的政府提供了宣布货币与黄金脱钩的勇气。
银行货币流通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是市场上最终的支付手段。很明显，银行货币背后是政府的信誉，中央银行具有至高无上的经济权力，银行货币的供给，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行为。
银行货币是内生货币，正是银行的贷款业务创造了存款货币，而银行发放贷款，当是客户的需要。很明显，内生货币是与社会经济需要结合最为紧密的货币。但银行货币也有内在缺陷，一是币值稳定不易管控。有人（劳伦斯·H·怀特）研究过，金本位制度的资源成本合理估计是占国民收入的0.01%-0.05%，从使用货币的成本收益角度讲，如果通货膨胀率大于年4%，银行货币就不值得拥有。因此，币值稳定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目标。二是银行货币同名同价而不同质。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既然不同企业的债务有不同的信用级别和付息水平，为什么所有银行（无论大小优劣）的债务（银行货币）都是一样地流通呢？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下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弱化了商业银行对其发行债务货币的自我约束动机，存款保险制度部分取代了市场对商业银行债务货币选择和监督的机制。银行货币体制扭曲的激励结构，是维持社会需要适意货币流通必需的代价，还是在为下一次货币革命酝酿动力？天知道。
铸币权或者货币发行权，最终落在政府手中。可能是规范货币流通的需要，也可能是政府获取铸币税的需要，也可能说铸币权就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从历史表现看，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大多数时期有利于稳定货币流通。
金属货币流通时代的铸币权问题，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时宣布两项新政策，一是铸造新币；二是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贾山、晁错上书谏阻，贾谊更是反对私人铸币，提出“禁铜七福论”，由官府垄断币材的主张。上述意见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从当时政治环境看，政权尚不稳固，贸然统一铸币权，会过早激化矛盾，致使政权不稳。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大夫派认为发行货币是国家的权力，必须由中央政府垄断发行，集中铸造。贤良文学派主张放民自铸，或让地方自由铸造。大夫派的政策主张明显符合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尽管后来霍光为代表的贤良文学派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但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是按大夫派的思路办。从此以后，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汉末。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张九龄当政，主张“宜纵民铸”。玄宗下令讨论。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等反对。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认为，一是铸币是君主之权，不能舍之任人；二是如果听人私铸，就等于把对市场支配、控制之权“假手于人”了。三是私铸则钱恶。四是铸钱无利则无人肯铸，有利则使百姓弃农铸钱，造成农田荒芜。五是纵民铸钱，必然加剧贫富分化。刘秩建议把铜收归国有。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下诏禁恶钱。唐代以后，铸币权应统一于中央政府已经成为共识，铸币权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权力的构成部分。事实上，古代中国铸币权问题，或货币统一问题成为了一面镜子，反映出来的是政局稳定与否。
银行货币出现后，银行签发的存款凭证或银行因信贷活动签发的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之时，商业银行就具有了货币发行权。发行银行券的丰厚盈利吸引来了一群冒险家，他们设立银行，发行银行券，骗取财物，然后逃之夭夭，或者因无法兑现而宣告破产，给银行券持有者带来很大损失。此外，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银行家时常会遇到挤兑，造成通货不稳。
19世纪上半叶，就如何管理银行券流通中的问题，引发了“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通货学派认为发行纸币是货币创造的现代形式，主张通过立法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实行100%的发行黄金准备制度，以保证市场稳定。银行学派认为，在部分准备制度下不受管制的自由银行业仍在“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掌管之下，只要存在纸币兑换成金银的压力，市场机制会解决银行货币发行超额问题。
我们跟踪英格兰银行的发展来寻找银行货币发行权变迁的历史轨迹。为了应对复杂混乱的货币金融问题，英国1694年7月24日通过了《商品运输吨位税法令》，英格兰银行随之问世。英格兰银行在其成立之时就成为政府的财政代理人，信用基本上都用在了政府身上。1696年英格兰银行因不能兑现其发行的钞票而信誉扫地。危难之际，英国国会于1697年颁布一项法令，准许英格兰银行增加一倍的资本，并延长其发行权至1708年，帮助其渡过危机。此后，英格兰银行又遇到两次较大的危机，即1720年南海泡沫和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件，但由于政府和商界的支持，第一次危机导致《泡沫法》的出台，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第二次危机导致伦敦商人公开支持英格兰银行的宣言，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成为事实上的法定通货。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英国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亦随之稳定。”
在英国，银行储备不足的事实引起了广泛的担忧。1847年恐慌开始出现了，挤兑开始蔓延，后来又陆续滥发了几次大的银行危机。为稳定局面，政府先后于1847年、1857年和1866年三次宣布《1844年银行特许法》暂停实施，以避免银行储备枯竭。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银行体系的内部不稳定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贷款人”。
每次发生金融恐慌，商业银行就会求助于市场地位最强大的英格兰银行。为维持金融稳定，英国政府也鼓励英格兰银行承担某些责任。事实上也是如此，每次发生恐慌，英格兰银行无疑都会发放巨额贷款。1847年、1857年和1866年，英格兰银行“私人证券”贷款分别由1896.3万英镑、2040.4万英镑、1850.7万英镑增加到了2040.9万英镑、3135万英镑、3344.7万英镑。英格兰银行成为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英格兰银行当时已经是公认的中央银行。
二十世纪前成立的中央银行有，法国（1800），芬兰（1811），荷兰（1814），奥地利（1816），挪威（1816），丹麦（1818），葡萄牙（1846），比利时（1850），西班牙（1874），德国（1876），日本（1882），意大利（1893）。
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使人们看到这一制度在解决商业银行无法应对的周期性流动性危机问题方面的优势。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经济会议提出了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1922年日内瓦会议除了重申这些主张外，并且再次建议尚未建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尽快建立中央银行，以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的稳定。从1921年到1942年，世界各国改组或设立的中央银行有40多家。
至此，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制度又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在银行货币流通下，对政府货币发行权力的约束可能有三种：一是由选举带来的政治压力；二是期望理性的政府保留在最需要的时候提升铸币税的能力；三是知识的传播，公众的合理预期使政府的通货膨胀行为失效。银行货币流通的稳定从根源上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
货币是信物。现在看来，信物的外在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身上携带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切实兑现。能，货币就在。不能，货币就消亡。货币发行者（政府）必须保证货币这一信物承载的信任。从经济关系上，持有货币意味着对货币发行者的债权。不过，与经济活动中其他债权不同的是，货币发行者似乎永远不需要偿还这部分债务（所谓的不兑现）。正常情况下，货币一直在流通中使用，人们接受并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支付清偿债务，或者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物价大体上稳定，货币就会当作最终的清偿手段，用以了结商业往来中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人想到、也没有现实可能向货币发行者追偿债权。非正常情况下，货币被弃用，驱逐出流通领域，那时也没有可能再向货币发行者追偿债权。
通常的说法，货币地位法定，是法律赋予了货币最后清偿手段角色。事实上，货币作为社会的基础构件，比法律更为基础，诸多法律关系的识别，建立在货币的基础之上。货币流通的实践，比如事实上无需偿还的债务（最终的清偿手段）、跨境流通、以及超越法律关系的社会普遍接受性等，说明支撑货币信物地位的，是比法律更为基础的东西。法律确立货币地位，只是外在的强化和补充。
货币为什么具有价值，是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解说。
一是劳动价值学说，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主要代表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金、银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
二是生产费用学说，如重农主义的先驱理查德·坎蒂隆，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N·W·西尼尔等，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生产费用。
三是边际效用学说，如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维克塞尔和米塞斯都认为，货币之所以能同商品相交换，是因为货币与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之故，货币的效用即其主观的交换价值，为使用其购买力所能够购买的一般商品的效用所决定。今日货币的效用从昨日货币的购买力，即其货币所能购买的一般商品的效用导出，昨日货币的效用又从前日货币的购买力即其货币所能购买的一般商品的效用导出。如此追溯上去，就可以说货币的价值为最初充当货币作用的商品的效用所决定。
四是货币名目说，认为货币是一种符号，货币价值由国家规定（货币国定论）或在流通中形成（职能价值论）。
五是货币金属论，等同货币和货币金属，从货币金属的商品价值中探求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货币价值由货币材料的价值所决定。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学说都可以看作是货币金属论的范畴。
六是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只有流通才有价值，将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作机械的相等，从中得出货币数量决定物价的结论。但货币数量论经过费雪、马歇尔和庇古以及后来的弗里德曼倡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有了较大发展。货币数量论从其首创人法国政治思想家J.博丹(1530～1596)至今已经盛行500年，成为学者们解释货币价值和一般物价的主要学说。原因可能是货币数量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包容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
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观点，符合日常生活体验。比如，通货膨胀肯定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通货紧缩一定是流通中的货币不够用。现代经济波动，以及维系经济运转的信用收缩或扩张，如大海之波涛，起伏不定。黄金白银等实物为币时期，一是货币数量不够，二是货币供应弹性不够，快速发展的经济饱受货币问题困扰。货币摆脱物的桎梏以后，通过信用变动调节，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波动大体上保持相对协调一致。但是，是经济波动带动货币量变化（内生货币），还是货币供应量伸缩驱动经济波动（外生货币），却是个难题。按照货币数量论的说法，货币价值是由货币量决定的，那么，货币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从技术上看，决定货币量的，一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量，二是整个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综合出的货币乘数。事实上，银行货币供给是通过中央银行制度以及整个金融体系这一整套制度设施实现的。而这一整套制度设施的操盘人，就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