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做了一个医学“琅琊榜”，重新推举世界医学伟人29位，并依伟人生存年代，把“医圣”张仲景列在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之后，排在第五位。
《伤寒杂病论》的“身后事”
由于西晋初年那位猛人皇甫谧列出的一份“琅琊榜”，张仲景的医名得以天下传扬。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跟张仲景有关的大事情：医学家、太医令王叔和机缘巧合发现了张仲景生前所著《伤寒杂病论》的部分原本。王叔和就是我国现存早脉学专著——《脉经》的编著者。
脉学在我国起源很早，是“望、闻、问、切”四诊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鉴于当时部分医生缺乏脉学规范知识的掌握，往往导致临床诊断不明，贻误患者病情，王叔和在集录前代文献中有关脉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体会和见解，编著了《脉经》一书，列述24种脉象的诊脉方法、脉象所反映的病理变化以及脉诊的临床意义等，系统奠定了脉学体系，对中医临床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列位，张仲景、王叔和时代，书主要是写在竹简上的，本就不好保存，再加上连年兵乱，因此，许多书简都散失或残缺不全了，张仲景历时多年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亦是如此。
身为太医令的王叔和发现部分原本后，深知这部医学著作的伟大价值，又经过多年艰苦搜集，终于整理出了之前散失于战乱中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贡献巨大。清代名医徐大椿评价：“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张仲景与吃的传说
在有关张仲景的民间传说中，老百姓把饺子的发明归功于张仲景。
话说张仲景从长沙退休返乡之时，正赶上寒风刺骨、雪花纷飞时节。在家乡的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衣不遮体，耳朵都被冻烂了。于是，张仲景回到家，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为穷人舍药治伤。
但事实上，这只是民间对张仲景一种怀念的方式，因为饺子的出现早在东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时的饺子与馄饨本为一物。三国张辑曾在《广雅》中说：“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之通食也。”后来，由于除夕子夜时分吃馄饨，故才有“交子”之名。
还有一个病案，说的是张仲景用“情志疗法”治愈抑郁病的故事。传说，南阳有一老医生，晚年患有抑郁病，家人请了好多郎中也没看好。张仲景经过大半个钟头的望闻问切后，给老先生开了一个药方：五谷杂粮面粉各一斤，做成丸，外涂朱砂，一顿服用。
老先生一听，乐了：“这不是糊弄人吗？谁一顿能吃五斤面啊？张仲景这个名医看来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他越想越可笑，逢人便把这事儿当做一个笑话说。日子久了，老先生居然变得爱说爱笑了，当然，抑郁病也好了。
虽为坊间逸闻，但张仲景“医食同源，药食通用”的用药原则倒可从中窥见一斑。
《伤寒杂病论》里的“医食同源，药食通用”
《伤寒杂病论》里，张仲景就把“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做方剂留用了。
“当归生姜羊肉汤”一方很简单，只有羊肉、生姜、当归三味。其中，当归是中医常用的补血药，性质偏温，有活血、养血、补血的功效；生姜温中散寒，发汗解表；羊肉性温热，温中补虚。三者配合，有温中补血、祛寒止痛之功效，主治产妇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等病症，也适用气血虚弱之人。
“桂枝汤”一方，也很简单，除桂枝外，还有芍药、甘草、生姜与大枣，但张仲景却在药方后又叮嘱一句：喝完“桂枝汤”稍停片刻，必要再喝一碗热粥，且要喝到微微出汗为好。这是为什么呢？张仲景也解释了：这样既可以增强药力，同时也保护了胃。故张仲景后又提醒，如果如此这般还不出汗，那就依照这个程序再来一遍吧。
北宋文人张耒，对米粥养人的体会很深，认为每日清晨吃米粥是进食补养的妙诀。他在《粥记》中写道：“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为饮食之妙诀。”
“白虎汤”一方，生石膏较为寒凉，用量大容易伤胃，所以，张仲景在此方中，又添了一味食材：粳米。
粳米俗名大米，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食治》中强调说，粳米能养胃气、长肌肉。《食鉴本草》也认为，粳米有补脾胃、养五脏、壮气力的良好功效。
中国饮食传统与制度的生成，与“医食相通”的观念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古代医学即源于饮食，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氏不仅是教民稼穑以获食源的谷神，还是中华医药的发明者。《伤寒杂病论》则是把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医食相通”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好诠释。
药方里的医者仁心
前面说了，伤寒病是张仲景时代致命的一种流行病，疫情之重，就连偌大的张仲景宗族也未能幸免。仅从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的不到十年间，张氏宗族200多人口就“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故，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在总结自己诊疗经验的基础上，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伤寒杂病论》，目的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患了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即便不能尽愈诸病，世人也可以从中“见病知源”，然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本着这个原则，张仲景在论著中自创、搜集的所有药方中，基本都是以寻常药材、食材为主，甚至连人参都很少用，更别提其他昂贵药材了。这些方剂不仅能救人，还接地气：药材好配，价格实惠，惠民、利民。
张仲景的这些药方被后世奉为“经方”（经典方剂），我们今天所用的不少中药方剂都是源自这些“经方”。
医者仁心，大医精诚。
西方人的医学“琅琊榜”
1993年，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做了一个医学“琅琊榜”，重新推举世界医学伟人29位，并依伟人生存年代，把张仲景列在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之后，排在第五位。
如果你不知道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那你一定听说过《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以阿波罗、阿克索及诸神的名义宣誓：我要恪守誓约，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如果我违反了上述誓言，请神给我以相应的处罚。”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对《希波克拉底誓言》加以修改，定名为《日内瓦宣言》，后来又把它定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本人，则被尊为“医学之父”。
个人认为，把张仲景跟西方“医学之父”并列，并不能说明西方人就真的懂张仲景以及张仲景学说，也不能说明中医从此就获得了西方认可，更不能说明中医的价值非要获得西方的认可才算圆满。
事实上，东西方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判定永远是不可能一致的。就好像中国人心中的神仙一定是衣袂飘飘的，衣袖一挥，就能从仙境来到凡间。可西方人所谓的“神仙人物”大多是披着黑色的大斗篷、坐着大扫帚在空中穿行（古希腊神话除外）。这些“神仙人物”在我们看来，多只能称为“巫”和“灵”。这还不算，这些“巫”和“灵”从仙界来到凡间的方式在我们看起来才是更离谱的：居然是从马桶中钻出来的！
即便是祥和满满的小天使，后背上也少不了那标志性的小翅膀。
这种认知的差异恰恰就是文化的不同。
虽然我不相信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的那些专家、教授真的就搞明白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学说，更不会搞明白何谓经脉、何谓肾气，治“心”为何要从“肝脾”治起的中医哲学，他们之所以愿意把这个荣誉授予张仲景，我认为更多的是来自于敬仰和尊重：敬仰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大医情怀以及他对人类社会所做的伟大贡献，尊重《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学界的经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