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是血缘宗族人际关系与现代集体管理交叉的点。进入五十年代，为反对剥削而均田地，为提高效率而组建互助组再到公社化的管理。公社集体化，分工细，资源集中，目的是为了公平基础上的高效率，结果变成大锅饭低效率，甚至是不公平的特权温床。现代管理在生产队这个血缘关系中为什么失去效应？而在民营企业中，家族型企业成功的不计其数。世界各地有好多家族型大企业。血缘人际与现代管理人际模式一定冲突吗？现在有些村庄保留集体模式，其效率也很高，力量反而非常强大，又是为什么？本人觉得有必要深入底层，掌握第一手资料。这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村级改革有参考作用。
分口粮
过去生产队里，粮食是按照人口分的，叫口粮。成人与小孩分开计算，有的把男人与女人也分开算。以人头分粮，目的是保证人人都有饭吃。卖了爱国粮以后，除去小队生产资料添置，化肥添置等，开始分卖粮得到的钱。但家庭劳力不均等。劳力多的可进钱，称为劳红（劳动分红）进资，劳力少的得不到钱，有的得出钱交口粮钱，称为劳红出资。子女多的，尤其是女儿多的最吃亏。（顺便提一下，这是农村重男轻女的一个源头。重男轻女的本质不是什么封建思想。）
分口粮是多劳多得与照顾弱势两者兼顾的。这与私营企业纯粹利益行为不一样。
工分制
农村习惯把工作一天叫一工。当时称工作同志为上班，大约由工人八小时工时三班到而来。指机器日夜开，工人轮流上，以班为团队，入那个班工作指上班。如上日班、值夜班、加夜班的说法。农民到农田工作为上工、出工。与民国时代的长工短工词语相延续。现在还保留做夜工的说法，但不能叫值夜工。这些语言说明上工比上班做得多，更辛苦。上班的工人干部叫拿工资、领工资，暗含轻松、白拿的意思。上工的农民叫挣工分，含有辛苦得来的意思。没有叫领工分的。而有“嬉嬉荡荡，工资照常”的说法，指干部、工人因病因事没有上班照样有工资。农民误工工分都得扣的，现在也叫误工费，不叫误班费。
成人壮劳力一工最高分底为十分，称为“足工”。有的九分八分。女人减半。未成年人大多记两分三分，好的记半功。老年人也逐渐减少分底，六十以上的老人只有三四分了。
分底是评出来的。农民评分底相对公平。挑担、插秧、割稻，悄悄地大家心里有了本帐。同时插秧，几个小后生谁快，谁慢，谁的质量好，一目了然。谁十分底，谁八分底，清楚明白。亮分底时，队长一提议，基本通过。决不像评称职那样重重考核。
评工分，农民以朴素的思想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狭隘。
算工紧
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农民对工分算得也是比较紧的。
农民算工紧表现在派工上。由生产队长派工。壮劳力割稻，担稻架，次劳力拔秧。晒谷晒稻杆是女劳力干的。另外一些轻松的工作，如牵牛活儿，由童工干的，一天一分半。打药施粪工最脏、车水工靠自觉，犁田工最苦，各有轻重，各有增减，落到实处。这些全看队长公正与否，合理与否。队长越公正合理，社员意见越少。效率就越高。而算农活时，一项接一项，割稻后打水上，耕田前猪粪上，插秧前拔秧上，都得调派好。如同流水线一般，不得断开。
因此，成功的生产队长称得上是管理高手。尤其是在家族型的生产队里，他们又是怎样处理好血缘关系呢？之前可与之接轨的是过去地主家里派长工，也是血缘关系与管理关系纠缠一起的。当然，那是私有制，在处理冲突上有主动权。公有制下大家都是主人翁，处理起来更加棘手。
干活松
队长算工紧，但轮到农民干活，就松了。公有制，由于没有承包到人，壮劳力总是轻松地做着，不像做私人活儿一样一鼓作气，而是大家看着互相平衡就是了。比如插秧，割稻，快的就歇一歇，站一站，揉揉腰，向远处望一望。老百姓说磨洋工一样的，磨洋工原意是活儿做得像洋人那样精细，这里当然是做得慢的意思。尤其是打蕃莳园，锄头当拐杖柱着，谈论着家里家外的事儿。生产队长、老辈人看不惯这些年轻人，往往批评他们：锄头柱起三只脚，白搭讲勿歇。
便宜的是后来的打水工，七十年代后半期，打水的三匹头机器来了。两人扛着到河边，鼓捣一阵，突突突，机器响起了，水龙头出水了。然后在田间转一转，查看田路有没有漏水，水没到那儿。负责打水的人便有许多工分相对轻松地挣到手了。这种工分是半技术工，因为要懂机器，大都是有文化的高中生去农机站学来的。一般农忙时满分，农闲时相对减分。
打水工是生产队人人羡慕的工种。农民有意见也没有办法。
大队工
农民们最有意见的是大队工。
大队工是为全大队、全公社公益事情做的。如公社挖河要摊派到大队工。如大队里要造桥、修路、筑塘，各生产队都得出劳力。这些大队工也是记满分的，当时大队工确实对大兴水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说的五六十年代大筑水库，就是用大队工来筑成的。可以说，没有大队工，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劳力搞集体水利建设。如我们这儿近的筑花芯水库，筑七塘，远到黄岩筑长潭水库。我们从老辈人哪儿听到一些情况：自带饭盒，吃冷菜，饭吃不饱，人饿得发慌。再有水库工地上做戏人来慰问演出。还有水库领导如何厉害，大家害怕。
这些大队工，本身也是付出劳动，意见不大。
有几种大队工也没有多少意见的。
如打米工。主管大队打水的往往兼管打米。农民把谷换成米，全大队一台打米机就够了。打米工也是辛苦活儿，脏活儿，大家也没有多少意见。
大队有合作医疗，其医生边种田边做医生。赤脚医生上班也算大队工，也要从大队公积金中换算成口粮钱的。负担赤脚医生的大队工农民没有大异议。因为经常半夜肚痛得叫医生，医生得出诊的。而且，医疗是技术活。
社员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是干部开会工。坐在大队部开一天会，“脚也没有沾到泥，”工分就挣走了。尤其是干部去公社学习，学一星期就七天工，社员摊上这种干部大队工，确实有骂口称为“白食工”。
有的搞公社试验田，试验没有成功，大队工记了不少。
还有的大队民办教师记部分工分的，许多公社没钱付民办教师工资，就用大队工抵。有的转换成公积金提留付民办教师工资。羊毛出在羊身上，依旧是农民负担。特别是子女少的家庭反对更多。
我们少年时宣传革命道理，在田野边唱歌，排起队喊喊口号，春节时走前村着后村为反对封建迷信而唱革命歌曲，也要算到大队工上。老百姓总是说：饭吃了没有事情干了。都是老师起花头（因为老师也挣了工分）。有些生产队在分谷分稻杆时，教师家的往往分到差一些的。前些天一个退休老师说起他当民办老师时吃的亏还义愤填膺。这情况不一而论，至少说明农民对工头算得紧，对脑力劳动不重视。
在珍惜分头的环境下，公社干部与大队干部不同。大队干部不好意思任意动用工分的，尤其是生产队长，这大约是宗法面子起限制作用。有些大队干部客气，轮到开会，就把自己的分底降低来换算。如农忙开会算十分，平时开会就算七八分或半工。这样的干部是受欢迎的，有威信的。而有的大队干部不管农忙农闲都算十分，怨言就多了。甚至有的干部一点小事就在镇里乡里坐半天，也记足工，就会被人“讲闲话”，“眼白白”的也多了。借口当然是公社里任务，要点到，没有办法之类“推头话”。
大队工是管理的弹性区域。容易照顾亲疏，滋生腐败，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当时习惯叫“开后门”。
顺便说一件有趣的事情。某一夜着火了，许多社员去救火。特别勇敢的几个连自己的衣服都烧着了。后来这几个社员被表扬，并被记一工。工与功同音，我们孩子认为这是记功，是军功的意思。心想这些社员也有记功的，不知是几等功。经大人“指正”，是指记一天的大队工。我们当时就感觉太少了。这么伟大的革命精神只值一天工分。当时着火了，运水救火的几乎人人都参加了，都是义务的，没有人会想到多少工分。社员之间做好事不讲回报，但也不会有什么猪八戒倒打一耙的后果的。
劳动光荣的氛围
工分与劳动挂钩紧密，则集体凝聚力就强。摊派的工分太多，就被认定剥削的太多。
虽然当时工分不值钱，七十年代一工只值一角两角的，到八十年代有三角五角，后来涨到一元多。但在小范围内，劳动者基本处于优越地位。在农村，农民伯伯，胸脯拍拍。当时叫“不吃白食，话讲得响。”就是这些自食其力、劳动光荣的观念压着有些人的享乐现象。就是农民伯伯拥有话语权，干部空气便干净许多。农民的“觉悟”是不高。但他们拥有朴素的道德意识。当然，轻视脑力劳动那是不对的。“大学生，理论汤，实际生活做不到。”农民的顺口溜这样说。就他们的生活范围、经验是难以理解理论的重要性的。
现在是有钱有权的人胸脯拍拍，财大气粗，官大压死人。现在是劳动效率高，工资高，但劳动意识缺乏。在私营企业打工，更谈不上主人翁意识。即使在自己的农田上劳动，也没有光荣的感受。低层劳动者处于精神抑郁状态。德育的背景就这样被搞垮的，于是青少年不讲自食其力、劳动光荣，而开始“拼爹”，还有什么“坑爹”，“啃老”。
自食其力、劳动光荣的观念淡化，消失，是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还是因为私有化金钱化，还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