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视自己”：勇于直面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
正视自己、直面问题，是古田会议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强调，不能回避问题，“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从党的自我革命视角来看，古田会议前，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不纯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首要内涵，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党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党领导一切，现在看来清晰而坚定，但在党的历史上却是经过了一系列斗争才争取来的。中共福建省委曾致信闽西特委及四军前委，批评他们“忽视党的领导工作”，指出特委、县委的负责同志时常被调到军队中去工作是一件很严重的错误。古田会议前政治不纯的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党的领导受到个人领导的挑战。党的领导弱化是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当时党的领导曾一度弱化到“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党实质上处于从属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红四军的大部分成员是从旧军队改造而来，避免不了受一些旧思想、旧习惯和旧制度的影响，受此影响一部分人不甘愿接受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红四军冲出失败环境的特定历史过程导致英雄主义色彩浓厚，“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而当时的党组织软弱涣散，在失败环境中未能发挥应有的领导核心作用，严重影响党的领导权在四军中的绝对建立。
二是军权与党的领导之争。古田会议之前，“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这种因单纯军事观而导致的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是由个人领导和集体领导问题延伸出来的。持单纯军事观点的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懂得中国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仅仅把军队当作“打大仗”的工具，认为努力“拿下几十个州县”是重点，完全忽视军队所应担负的宣传、组织群众等政治任务，有的同志甚至利用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甚至指责前委管太多了。党权军权之争，实质就是政治不纯的表现，是尚未把党领导一切摆在突出位置的体现。
三是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红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的，成员大部分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立初期，一些官兵习惯于盲目服从上级，遇事不愿发表意见，甚至连话都不愿说。由此，红四军党部尤为注重发展民主，萧克曾在回忆红四军“七大”时说：“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经过党循循善诱的教育工作，一些士兵从不愿发表意见到要求发表看法，最后发展到反对自上而下的军队党内民主制度。曾任红四军军委委员、代理书记、代理政治委员的熊寿祺在1930年5月出席全国红四军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对此，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到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这种不以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实质就是不讲政治，其危害是损伤党的领导力和政治威信。
2.思想不纯
古田会议前，阶级成分复杂是客观因素，影响党先进性纯洁性的主观因素还有党内斗争的不完善，对“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3.组织不纯
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在一切组织路线上还欠缺正确的认识与了解”，比如，针对“党管一切”的指责，党组织既没有勇敢地解释这是与敌人肉搏环境中的绝对必需，也没能给予比较恰当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或“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
第一，队伍不纯，党员质量差。首先，党员队伍成分复杂。红四军由叶贺残部、毛泽东率领的卢德铭团、湘东湘南等五县农军三种力量组成，这就决定了红四军党员队伍质量的底子，工人阶级只占党员数量的一小部分。罗荣桓说：“当时的兵大都是农民。班长们多是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对于这一状况，陈毅写给中央关于党的近况报告也给出了印证，“成分：官长同志约占3/10，兵夫约7/10，手工业工人占2/10，学商占1/10，军队中产业工人成分极其低微”。所以，陈毅强调，党的缺点之一是“干部人才多半是知识分子，懦弱怕死”，“各地的党的组织的发展多半是在乡村中山林附近容易得手”，“党于是农民化，甚至是绿林化”。其次，入党门槛低。“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官长都变成党员的结果，造成对党员身份的淡化，大家都把社会职业跟党的工作混同，以为官长决定了就是党决定了的，党员在社会职业中的核心作用被淡化甚至被忽略。
第二，组织松散，非组织化倾向明显。除了党员质量差、政治理论水平低等问题，当时红四军党组织“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像一盘散沙”。对这一状况，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说得很明白：“党的组织不普通（遍）、不健全、干部人材缺乏，不足以领导广大群众。”“同时革委会内组织凌乱，办事没有分工，以致各事分布不开。办理异常迟滞，充满了官僚气习。”江华化名黄琳写给福建省委的信也指出：“闽西的党是新才建立的，有许多不健全不严密、工作方法错误的地方。”这就使得党的领导力很弱，“群众斗争发展，党不能领导，明知乱杀乱烧是不对的，但党员看着群众去犯这个错误，无法阻止改正”。除党的政权机关组织不健全、组织涣散、无组织状态严重等问题外，组织原则也不够明确，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很少用会议的集体的方法去指导和分配工作。甚至已经建立苏维埃的地方，也并未召集真正的代表会议，以至于政权机关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主张不要组织、不要政权、走哪打哪的流寇思想比较有市场，这都严重销蚀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第三，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不足。首先，纪律松懈，执行力不够。对纪律敷衍应付也是古田会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少数不服从多数的问题突出。尤其是对一些担负重要工作的人，由于其所承担的任务无人替代，对其所犯错误往往采取敷衍、宽大的态度，松弛纪律的口子一开，纪律的威力必然骤减。其次，规范的组织生活制度尚未形成。支部生活不正常，一些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不能按会期召开。党员对支部会议的重要性、政治性认识不够，不明白党的问题需要在会上集中讨论决定；再加上负责人在开会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不提前列好议事日程，对要解决问题的内容、背景、对策等都毫无准备，坐等开会时扔到会上随便讨论，这就造成红四军内的党员不爱参加会议，或者即使来了也因为没思想准备而发表意见不积极，这种封建式的会场秩序严重削弱党的战斗力。最后，上下级关系不够密切，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未形成。“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上级对下级缺乏指导或指导不够详尽，甚至有些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这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力。
4.作风不纯
一是非组织的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法宝。但古田会议之前的党内批评却走了样，或变成了个人泄私愤、搞攻击的工具，你在这次会议上批评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指责你，同志之间相互猜忌；或不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而跑到党组织外去批评，造成同志关系紧张；或主观武断乱批评，不要证据乱说，把批评庸俗化；或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使同志手足无措。对这些不注意大局、不讲政治的批评，熊寿祺称之为“非政治的技术批评”，他曾这样描述：“政治方面，如像一个行动问题及工作路线等错了，同志没有什么批评，至于说你说错了一句话，或是态度上不大好，那批评就多了。弄得许多同志（像）谨小慎微的君子，觉得政治上错了不要紧，技术上错误了就不得了，把精神贯注在技术方面去了。”这种非组织的、不讲政治的批评，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变了味，给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带来极大危害。
二是享乐主义。由于红军物质生活条件等较差，一些人想要逃离、想去大城市，但“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陈毅在写给中央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在四军本身因长期斗争的疲劳，每日生活刻板式的，是一些行军宿营作战等，在工作上感到无味，使他们别寻消遣，有享乐主义的倾向。”萧克也曾回忆说：“有人愿意打城市（当时是小城镇），并不是从城镇工作出发，而是认为城市生活好些，吃喝方便些。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调白区工作，到苏联去学习，想脱离艰苦斗争环境，或者要去地方工作，觉得地方自由些。”享乐主义直接导致消极怠工，稍有不如意，就撂挑子不做工作。物质待遇上的较真必然会影响到大局意识和大局观念。
三是形式主义。建党初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对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不甚熟悉，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主观臆断和形式主义。“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非要在当时已有中央指定前委的情况下再专门设立军委，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此，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分析说，当时的红四军是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跟其他省里的军队情形有所不同，“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这些人不仅不能对问题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还攻击前委说：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红四军内有家长制等，毛泽东说：“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实践证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工作实际，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政治影响极其恶劣，带来的是负能量，造成的是不必要的损伤和内耗。
二、“施药动刀”：敢于深入进行党内自我革命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积极主动进行自我检视，仅仅是党自我革命的第一步，要彻底实现自我革命，还需施药动刀，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关涉党的自我革命的这“四个自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在2019年初的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进行了全面概括，并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又予以重申，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党自我革命的这些内容，早在90多年前的古田会议上就已深入实践，并取得了较好成效。
1.纠正错误思想，推进自我净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古田会议之所以成为党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不仅仅因为其明确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及其表现，更由于这次会议对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办法，做到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实现了从实践到思想的自我净化，成为思想建党的历史渊源。古田会议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红四军党的政治净化、思想净化和组织净化。
其二，纠正错误思想倾向，实现思想净化。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生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古田会议强调通过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来克服和肃清各种错误思想。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党的作风大为改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等大为减少，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也得到遏制，“大体上在一般干部中是没有了，只有少数同志还残留着，但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三，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实现组织净化。对于非组织的批评，决议指出，一要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个人攻击的工具。二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其他党员同志有批评就应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三是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批评要讲政治、有根据。而对于主观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决议强调要通过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形势分析，并把战略决策建立在充分的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之上。
2.加强组织建设，实现自我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根据这一精神，我们认为，古田会议在补短板、强弱项等自我完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这充分体现在对组织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上。
其一，完善组织路线。强调发展党员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加强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重申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每连建一个支部，每班建一个小组。同时，坚持干部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混合编制的小组编制方法。
其二，纯洁组织队伍。为改进组织松懈状况，古田会议厉行清党，严厉清除政治观念错误、抽食鸦片、赌博、发洋财等不良行为。在此基础上，严格入党条件、实行入党介绍人负责制。规定加入党组织，必须完全具备政治观念正确、对党忠诚老实、有牺牲精神、没有发洋财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五个条件；介绍人要严格审查被介绍人的条件是否真实完备，还要详细告知其支部生活及纪律。
其三，严格组织原则和纪律。针对曾一度流行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古田会议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等组织原则，在开会的时候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尽量让大家发表意见，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充分讨论解决而不敷衍调和；并突出强调要严格执行纪律，严格执行上下级请示报告制度，要求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请示，上级机关也要及时详尽地答复下级机关的请示，勤于指导下级机关的工作。
其四，组织生活政治化。针对党员对支部会议不感兴趣的问题，决议指出要使党员明白支部会议的重要政治意义，一切党内外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解决，同时要使大家明白会议讨论问题既要结合问题的具体环境，还要参考上级的指示，不断提高党员同志的政治水平，“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此外，还突出强调执行力，会议决议要慎重，一成决议便不能轻易更改。会议实行议事日程制度，负责人要提前准备议事日程，对所有事项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于超出议事日程的问题，强调要懂得引导大家讨论，甚至成立新的议题，但要注意会场秩序，营造严肃又活泼的会议氛围。
3.深入调查研究，探索自我革新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睿智，能够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是智慧，而如何解决好问题则是艺术和水平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可见，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开拓创新，在这方面，古田会议对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开门搞自我革命，对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做了重大探索和创新。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为充分透彻把握问题，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在著名的“新泉整训”期间，多次召开大队、支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在“新屋里”，毛泽东多次召开士兵调查会，了解红军中存在的问题，与士兵一起研究探讨解决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方法；在愧山公祠，毛泽东多次召开农民调查会，征询农民群众对红军建设的意见；在张家祠，毛泽东、朱德、陈毅多次召开各种座谈会，研究、探讨和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问题。这些深入调查研究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铺平了道路。
4.加强党内教育，实现自我提高
对于党的自我提高，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理论“灌输”，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田会议在自我提高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古田会议决议，从对党内八种错误思想的分析纠正，到对组织松懈问题的剖析等，都可以看到党内教育的影子。针对单纯军事观点，决议指出的首要纠正方法就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针对非组织观点，决议指出，“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主观主义，决议强调：“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对个人主义，决议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同样指出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谈到组织松懈问题，决议指出：“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针对党员对会议不感兴趣的问题，会议强调对党员要有教育意义，要使党员更加政治化实际化。这些是明确带有“教育”字眼的内容，事实上，决议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教育”的思想，都在强调通过教育实现自我提高。
在对不同错误思想倾向各个击破的基础上，决议还把党内教育作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予以单列和强调。
一是指出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决议明确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教育直接影响着党内思想状况和理论水平，可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肃清各种思想偏差，健全扩大队伍，以提高党担负各种重任的战斗力。
三是列出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比如，既有通过党报、政治简报、党员教育小册子等引导党员阅读的普惠式教育，也有通过党员训练班、开展个别谈话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既通过政治讨论会、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党支部大会、各级联席会等进行会议教育，也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严肃认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还重视通过分配工作给予党员以实践锻炼和教育。古田会议所探索的党自我提高的方式方法今天看来依然有效可行，不会过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守正创新：以古田会议精神引领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90多年过去了，古田会议所开创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方法艺术却更加熠熠生辉。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应当在坚守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弘扬，充分发扬古田会议所饱含的自我革命精神。
1.坚持古田会议的问题意识，自我革命要注重抵御风险
如果说古田会议是从问题出发，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就更向前一步，在强调直面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既“施药动刀”治已病，更“防患未然”治未病；既注重面上的问题，更重视潜在的风险。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前半句继承古田会议的自我革命传统，重在解决问题；后半句在此基础上推进更高级别党的自我革命，强调将党内可能出现的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善于认识化解矛盾。古田会议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召开的，不回避问题、善于以斗争精神妥善解决问题，是古田会议的宝贵革命精神财富。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古田会议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他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问题意识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只有首先勇于正视问题，才有进一步的刮骨疗毒；明白了问题的利弊和原因，才能下决心革自己的命，清除一切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病毒，也才能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因而，为了同历史重任相匹配，在新时代把党建设成更加伟大的党，“就要始终实事求是，勇于直面问题，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第二，增强忧患意识，注重防范化解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在保证问题意识时刻在线的同时，还突出强调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就是要告诫全党自我革命的弦一分钟都不能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这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思路的重大转变，从着重“抓问题”转向重点“解决问题”，从“管”党转变为“治”党，从“治标”升级为“治本”。这种思路的转变是问题意识的升级版，把解决问题的端口前移，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善于预见和及时应对党的内源性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问题、带来的危害等，大大降低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2.增强政治意识，自我革命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自我革命，首先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跑偏了，而必须坚持正确政治立场，保持坚强政治定力，这是底线和前提。为此，对如何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这是自我革命的政治前提。党的自我革命，根本目的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要敢于善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执政基础的行为作斗争，绝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怀疑、否定党的领导。
坚持党对自我革命的领导，是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成就。古田会议完全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中央精神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工作及党内生活情况，都会随同作战动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也都会及时回信传达指导意见。古田会议的召开更是党的领导的集中体现，陈毅到达上海之后，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并提交了关于红四军各方面具体情况的报告，最后集体讨论决定由陈毅执笔，给红四军写了著名的“九月来信”。正是在这封党中央指示信的基础上，红四军才结束问题争论，把精力聚焦到如何统一思想和解决问题上来。所以说，古田会议能够成功开创以自我革命方式解决党内问题的新路，离不开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3.坚持目标导向，自我革命要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从组织层面来看，自我革命始终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一战略目标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
4.坚持建党原则，自我革命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原则，是古田会议进行自我革命的鲜明特色。古田会议抓住党和红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这一关键点和突破口，开创了以思想建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模式。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逐一列举了问题突出的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透彻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具体表现、深层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思想上的统一，克服了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等问题，解决了意见分歧，带来了力量凝聚；克服了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倾向，解决了思想懈怠，恢复了队伍朝气蓬勃的战斗力；肃清了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稳定了人心，统一了意志，保持了战略定力。古田会议开创的思想建党原则，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5.从调查研究出发，自我革命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
有破就要有立，党的自我革命既要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还要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永放光芒，就在于这次会议不仅解决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更因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体现的创新思维。
古田会议开创了以调查研究检视问题的科学方法。不仅下沉一级、深入一线挖掘问题，还上浮一级、召开联席会集中搜集问题，这种“走出去”加“请进来”的双向挖掘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开创了开门搞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自我革命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自我革命过程中发动大家查摆问题、集思广益，同时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并检验党自我革命的实效。实践证明，古田会议所开拓的这种自我革命方法，有效地提高了自我革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古田会议还把列宁的“灌输”理论加以创造性运用，强调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反映了党对增强自我革命成效、巩固自我革命成果的深入思考。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伟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继承党百年来刀刃向内、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丰富经验，也要与时俱进地解决新时代对党自身建设提出的新问题，使勇于、敢于、善于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鲜明特质。
（作者董学宾，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