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建党前夕，毛泽东就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吾党的哲学根据”。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中国国情，坚决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不断反思“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由此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保证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得以形成。研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对当前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研究党的思想路线往往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相联系，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然后才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固然，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离不开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著作，但同时，要想真正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过程，还需要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和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反对“左”右倾思想进行全面考察。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的内在关联。研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的曲折性、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理解“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真正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其创新程度体现了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高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根基唯物史观的确立
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受湖湘文化影响很大。大体而言，在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的哲学立场偏向唯心主义。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确立是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根基，这个根基的建立，既与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有关，也与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关。
蔡和森和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不同于经验科学论者，他们不仅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有正确的判断，而且对唯物史观在党的革命事业的指导地位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
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但同时，蔡和森的哲学思想和建党思想对毛泽东也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后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此时，毛泽东的哲学立场还不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在1917年所写的《心之力》的论文得到其老师杨昌济的高度赞赏。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其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这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进行了比较频繁的书信往来，通过这些书信，可以看到蔡和森建党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光辉命题，成为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根基。该命题的提出，对此后中国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和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都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
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探索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影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探索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体现出来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发挥其指导作用，而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必然会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纠正本本主义，肃清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既需要从实践上进行调查研究，也需要从理论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937年，《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完成，标志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形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在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确立。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虽然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但他并不是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二）纠正本本主义错误必须作实际情况调查
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能够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制定正确的决策，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打击迫害使他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又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毛泽东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上来反思“左”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清算工作直到长征胜利，党中央到延安后才得以实现。
（三）毛泽东正确实践哲学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矛盾论》主要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深入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认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不能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一般真理当作固定不变的抽象公式。正如王明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样，他们不能正确认识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只知道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必然对中国革命造成危害。“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认为，如果掌握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就可以克服教条主义思想，避免经验主义错误。
《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剖析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以后的延安整风作了理论准备，为系统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实践论》和《矛盾论》还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阐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实际上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哲学在群众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
要真正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教条主义，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指导下，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整风运动，才最终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以“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照搬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仍然坚持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只不过这次是从“左”倾转向右倾。王明反对中共中央确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抹煞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命题，马列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它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样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但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尚未肃清。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阐述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作是党性的表现，是党的指导思想在工作作风中的表现。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警告全党：“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通过这个表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得到彰显。通过整风运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使全党深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也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共产党人都作出了贡献，但毛泽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无疑起着决定的作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融会贯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中国国情，坚决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不断反思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反思“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保证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得以形成。
三、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于正确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时代启示
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过程也是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三个紧密相连的环节：第一，唯物史观成为党的思想武器；第二，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这三个环节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也有重要启发。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程度，就体现了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高低。2022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些都充分说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如何提高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怎样才能保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必须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
毛泽东认为，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当时党内之所以存在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广大党员干部还不能立足于唯物史观来正确认识和分析革命形势。因此，毛泽东要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并推动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肃清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是新时代提高党员干部“看家本领”的需要，也是继承我党“学哲学、用哲学”光荣传统的需要，是应对新时代风险和挑战考验、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需要，归根结底，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需要。
（二）必须要注重调查研究，立足中国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
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就是对中国客观实际的把握，而掌握客观实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纠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需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抄照搬苏俄的经验。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习近平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一种工作方法和党员干部的基本功，而且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党员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简单套用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模式和经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研究。
（三）回应时代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在新时代，正确贯彻党的思想路线，首先要继承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传统，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思想武器，提高党员干部的“看家本领”；其次要继承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了解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全面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最后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断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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