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说曹操曹操就到汉献帝在李催与郭汜火拼时曾一度脱离险境，然而李郭二人合兵后继续追拿汉献帝，有人献计推荐曹操，说他平剿青州黄巾军有功、可以救驾，然而信使未出时联军以杀到，眼看走投无路之际夏侯敦奉曹操之命率军“保驾”成功，后将李郭联军击溃，曹操被加封官爵。故有“说曹操，曹操到”之说。
2、吃力勿讨好，阿旺炒年糕宁波谚语。喻卖力干活，但得不到赞赏。宁波的男子名字中多“旺”，凡名字中有“旺”者，小名就被叫作“阿旺”。传统的宁波习俗中，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即男子不做家务。炒年糕须用慢火，心急而又不善于家务的男子不懂炒年糕的窍门，会以旺火炒年糕，年糕肯定会炒焦。他出了力气不但得不到表扬，还会遭到妻子的臭骂。由于“火旺”和“阿旺”谐音，于是原“火旺炒年糕”就讲作“阿旺炒年糕”。
3、孟母三迁孟子三岁丧父，由其母亲抚养成人。小时候住山东邹县城北二十五里的马鞍山下，村名叫范村，村不远有一片墓地，出殡的人群常从孟子家门口经过，於是孟子就模仿送殡的人，孟母看见了，认为「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就把家搬到城国北部的庙户营。可是这裏街上相当繁华，东部住一个杀猪屠户，孟子就学屠户的样子，整天嬉戏。孟母感到这裏也不宜培养孩子，便又移居於「学宫之院，即县城南门外子思书院旁。从此，孟子被琅琅的读书声所吸引，孟母甚喜，就把孟子送进了这所学宫读书，他勤奋读书，终成大儒。
[关键词]巧女故事民间文化理想女性
近年在央视及其地方台热播、重播的18集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塑造了一位在荧屏上不多见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乡村女性张菊香，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阶层观众的普遍喜爱，菊香这一艺术形象也成为了传达社会精神、文化观念与审美需求的重要符码。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形象的社会学意义层面上探讨这部剧作深入人心的原因，似乎不足以解释出其中的全部原因。本文立足于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文化批评立场，认为张菊香这一符合中国民间文化理想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的重塑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是民间文学中巧女故事叙述范式的当代演绎，是影视文化对民间文化资源和叙述模式的借用。
何谓巧女故事屈育德在《略论巧女故事》中定义：“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有一类传统的民间故事专门表现女主人公的过人才智，许多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到她们手里顿时迎刃而解，人们因此把这类故事称为巧女故事”。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着无数新鲜活泼的巧女故事，主要分为勤劳管理型、聪明才智型、抗暴勇敢型、孝顺善良型等，歌颂着民间女性那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优秀品质。这些巧女故事看似遥远古老的民间文学类型，却在现代化的时代中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影视剧的兴盛发展为它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价值创造了机会。《当家的女人》这部电视剧正是将民间文学中的巧女原型以“箭垛式”将多种类型巧女故事集于女主人公张菊香一身，并将其放置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为我国摇曳多姿的电视剧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当代巧女”形象，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聪明才智型巧女故事数量最多，故事中往往出现一些谜一样费解的难题，到了巧女手中就被轻易点破。菊香是这样一个善解难题的巧媳妇，只不过她要解决的是更棘手的人际关系。李家与邻居马秀芬的仇怨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几条人命的仇怨其能轻易了结可菊香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哥李大柱和马秀芬中间“穿针引线”、在公爹和二柱面前“装神弄鬼”、对固执的姑母李月春“软硬兼施”，最终促成了大柱和马秀芬的婚姻，不仅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由仇人变成了一家人，还解决了大柱多年找不到媳妇的难题。一举两得，显示了巧女的过人才智，解决棘手问题的卓越能力。
孝顺善良型巧女故事赞扬中国女性是对老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但其中所体现出的孝并不是封建家庭中的“愚孝”。一味的顺从而没有主见《宝碗》讲述了一家婆媳三代的故事。巧媳妇的婆婆不孝顺巧媳妇的太婆，让她用一只破碗吃饭。巧媳妇知道后并不因自己婆婆的尊长地位而盲目顺从她虐待太婆的劣行，而是用这只破碗劝诫自己的婆婆，使她由人及己，明白对老人应当孝顺的道理。剧中菊香对长辈的孝顺生动反映了民间文化中的孝敬观，菊香对公爹嘘寒问暖、冬做棉、夏做单，做什么好吃的先想着老人，孝顺备至，但不是盲目的、没有原则的孝，公爹最初不想把结婚礼钱交给自己，菊香机灵巧妙地说了一番话后冷不丁的从他手里“抢走”，做起了名副其实的有财权的当家人：公爹对马秀芬态度粗暴，菊香用中肯、巧妙的方法劝谏他，最终使他接受了马秀芬做自己的儿媳妇，这样菊香既展示出“百善孝为先”的民族美德，又体现了民间文化中朴素的自由自主的向善的精神。
民间文学最能反映广大民众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趣味，巧女故事是民众按照他们对理想女性预期而塑造出来的美好人物形象，剧中的菊香集多种巧女类型于一身，集勤劳、聪明、勇敢、善良等多种优点于一身，演绎了巧女故事的当代版本，自然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喜爱和欣赏。因此，《当家的女人》这部影视剧的成功固然有主流话语介入、演员表演真实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张菊香这一当代巧女的艺术形象，“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在文化取向和审美判断上与观众的心理基本保持一致，那么这部构建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创造了具有本土经验和审美品格的影视作品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观念，而此观念经过不断地被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话语表述，作为一种正统观念和规范嵌入到民族心理之中，女性“他者”成为“在之不在”或皮戈马利翁的塑像。《周易系辞上》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尊卑被说成与生俱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更是极度强化：“……妇人伏于人也。……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所以正妇德也。”在此种民族心理影响和主导话语规约下。“女子无才便是德”、温顺柔弱、逆来顺受、自甘弱势的女性形象和性格便成了女性的社会认同及自我认同的集体无意识表达。
从《当家的女人》中我们可以看出，菊香泼辣能干、聪明勇敢、有勇有谋的性格不仅是女性的审美期待，更是男性的审美标准。姑母李月春嫌菊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村干部石岩劝她：“家里娶个厉害媳妇，能撑门立户地那也不错啊!”姑父瘫痪在床，菊香手脚麻利地照顾姑父，姑父由衷地称赞：“我就喜欢你这脾气，风风火火干事的人”。为给二柱看病菊香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生理压力。下窑搬砖、拉氧气瓶，不善言谈的大柱不止一次地说“菊香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就连小时候的三柱看到心灵手巧的菊香也煞有其事地说：“我要和二嫂过一辈子”。菊香成了三兄弟、甚至所有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且菊香所生活的花木村不仅她一个人是女性当家，她的姑姑李月春也是一个当家的女人，村会计石林家当家拿权的也是他的媳妇胖婶，尤其是剧末的画面语直接点明“如今花木村涌现出了更多像菊香那样的好媳妇、好当家”。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由于期待视野和接受群体的大相径庭，更多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批判和扬弃，它往往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某种否定，甚至颠覆。“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民间故事中所塑造的“巧女”形象。传达出中华民族女性的理想性格绝非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样低眉顺眼、无才无德、软弱柔顺的，而是像菊香那样聪明能干、坚贞善良、刚强坚韧、蔑视权贵、不畏。她的核心之处，也是最光彩之处在于女性人格独立、能够主宰一自己的命运。
一、深入感受民间故事的语言内涵
二、深入领略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
三、深入挖掘民间故事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义犬救主；图腾；人类身份降格；佛教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1]加之著述之风盛行与汲冢丛书的影响，鬼神志怪之书大量出现，《搜神后记》即是其中之一。
《搜神后记》成书于南朝宋，又名《续搜神记》、《搜神录》，学界多认为陶潜所作，是南朝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南朝志怪在内容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多佛家事，并且出了许多专讲因果感应的志怪，即所谓‘释氏辅教之书’。…《后记》较多地记录了佛徒故事，反应出晋宋之际志怪内容开始发生重要变化。”[2]《搜神后记》与《搜神记》相比，佛教思想确实兴盛许多，并且以巫觋思想为中心的建祠立庙之风大大减弱。“义犬救主”诠释了一个很大的主题便是报恩，这和佛教倡导的知恩图报有很大关联。
《搜神后记》中两则“义犬救主”故事中的义犬，被赋予人性和智慧，在主人屡屡遇到危机时帮助主人脱离困境，既带有深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也焕发着神奇的幻想之光。本文旨在通过对《搜神后记》中两则“义犬救主”故事的文本分析，再现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基。
一
“义犬救主”故事属于动物报恩型故事的一种，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分在动物故事的家畜下，编号为201E＼+*：义犬舍命救主，201F＼+*：义犬卫主，为主复仇[3]，共收录同类故事42个。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故事类型”下包含有“烈火救主型故事”、“临危救主型故事”和“义犬锄奸型故事”三个亚型；“宋元时期民间故事类型”下有“义犬鸣冤型故事”，“清代时期的民间故事类型”下有“舍命护金型故事”[4]，共收录故事38个。顾希佳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中，把“义犬救主”故事分在“动植物及物品”故事下的“家畜类”，包含三个亚型，分别为“201E：义犬舍命救主”，“201E1：义犬临危救主”，“201F：义犬卫主为主复仇”[5]，共收录同类故事49个。“义犬救主”型故事从魏晋开始滥觞，对该类型故事在民间的产生和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帆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把“义犬救主”型故事分为舍命救主型、卫主复仇型、救护婴儿型、救主反遭误杀型四类，共搜集到故事10个[6]。
《新辑搜神后记》卷七中收录了两则“义犬救主”故事。文本如下：
杨生狗：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怜爱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经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冬月，有野火起，风又猛。狗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眠水中，还以身压生左右。…他日又暗行，堕空井中，狗彻晓。须臾，有人经过，怪犬向井号，往视见生。…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以狗相与。”人乃出之，系狗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还。
乌龙：会稽句章民张然，滞役在都，经年不得归。家有，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私通。然素在都养一犬，甚快，名“乌龙”，常以自随。…狗应声荡奴，奴失刀仗倒地，狗遂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7]
这两个文本的情节模式为：1、某人对狗有养育之恩。2、主人遇到危险。3、狗帮助主人度过难关。故事除了主人公与狗外，还出现第三者，从深层结构的角度看，这样设置的原因在于故事情节的二元对立。主人公和犬是正义的一方，第三者是邪恶的一方。民间文学作品中，二元对立处理的结果都是好人得到好报，而恶人受到惩罚。在杨生被大火围困以及掉入枯井，在家奴把刀箭对准张然时，他们养的狗开始帮助主人。狗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主人，以及和主人的高度默契，突出了义犬的神奇。
二
在救主的故事中，狗占了很大部分，除了狗天生勇敢伶俐，通人性外，还源于长期以来密切的人狗关系。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在狩猎时代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黄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长江中游邓家湾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狗形陶塑和狗形h，它们“或立或卧，或吠或啮物，或单立或两狗相迭，造型粗率写意，充满了原始朴素的生活意味。”[8]这些出土的遗骸和容器都说明至晚至新石器时期，狗已经被驯化成了家畜。狗比较高的智商让他们在早期人类的狩猎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帮手。有了狗的帮助，早期人类可以比较轻松地捕获小动物。
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说过：“有几种动物在中国民族的意识中，直到现在还寄予不少的神秘性。第一是龟，第二是犬，第三是鸽，第四便是蛙。恰好这几种动物，在原始人工具缺乏的时代，都是容易捕获的。因而我认为这几种动物必是作过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的图腾标志。”[9]就这样，狗从人类的伴侣升格到人类的祖先，成为了和人类具有血缘关系的图腾神。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10]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学》中曾说：“在商人眼中，南方是犬图腾氏族的天下，那里聚居着苗黎等族，普遍流行着犬图腾崇拜，其实，由于民族的迁徙和混杂融合，上古时期自西北至东南均有以犬为图腾的部落移民之分布。”[11]既然狗做过很多部落的图腾，那么，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和狗有比较亲切的关系也就合乎情理了。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纷争中，很多狗图腾的部族被汉族打败，他们和汉族之间长期和睦相处，汉族人对这些部族的图腾物――狗也就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
在很多少数民族的稻谷神话中，都有狗帮助人类得到谷种的情节，比如白族，民间传说当时世界没有水稻，稻种是狗从天上偷来的，狗渡过天河，到了天上，在谷种里打了个滚，全身上下就沾满了谷种，在过天河回来时，身上的谷种被大水冲走了，但是它把尾巴翘起来，于是尾巴上的谷种就保存了下来。人们非常感谢狗，所以在过尝新节时，祭祀后第一口新米饭要先给狗吃。
以上种种人与狗长期的密切关系，加之狗的聪明，通人性等特点，使狗在猪鸡牛羊等家畜中脱颖而出，在魏晋南北朝黑暗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成为世人幻想的救主对象。
三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下层百姓徘徊在贫困、饥饿的生死边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如履薄冰。“杨生狗”和“乌龙”两则故事都表现出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怀疑。在“杨生狗”中，杨生掉入枯井，路人并不是在儒家传统道德的约束下马上施以援手，而是“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当杨生以狗救过自己的性命拒绝后，路人仍欲夺人所爱，强人所难，“若尔，便不成相出”，这样一种人是不折手段达成目的的代表。“乌龙”中，使张然陷入危机的因素也是人。如果说“杨生狗”中的路人是陌生人，而使张然陷入生命危机的人却是自己的妻子和家奴，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可相信，更何况社会上形形的陌生人。
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狗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样一种压抑人性，处处危机四伏的时代，人的力量一再被怀疑，杨生醉卧草中，有危险却毫不知情，人类身份第一次降格，当杨生由于黑暗掉入枯井，对怎样脱险毫无办法，身份再次降格；张然虽是主人，但是在“未得啖，奴已当户倚，张弓栝箭拔刀”的情况下，完全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角色。人类的力量一再被削弱，处于困境中毫无还手之力，于是他们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狗，动物身份升格，被赋予了超于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帮助主人度过难关。
但是，作者虽然怀疑人际关系，却并没有完全否认，因为杨生掉入枯井，虽然答应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最终还是借助路人的力量才脱离危险；张然的狗虽然帮了忙，但最后杀奴的却是张然自己。故事中狗的力量虽然得到强化，身份一再升格，但却没有过分夸大狗的作用，显得真实可信。
另一方面，众生平等与知恩图报思想的风靡与佛教的传入有关。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来，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大行于世，灵魂不死、轮回报应、众生平等、知恩图报都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对志怪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搜神后记》中的两则“义犬救主”故事就是其一。
四
通过对《搜神后记》中两则“义犬救主”故事的文本分析和解读，再现出《搜神后记》中“义犬救主”故事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思想背景。在人类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狗作为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帮助，以至于后来做过很多氏族的图腾，和人类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南朝，人际关系出现危机，人类身份一再降格，让人把寻求帮助的愿望从人转向动物。加之南朝佛教盛行，佛经大量传抄，众生平等、知恩图报的思想空前风靡，都是产生“义犬救主”故事的思想背景。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丁乃通著、郑建威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5]顾希佳，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6]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李剑国，新辑搜神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陈杰，戌狗送福[J].文史知识，2006（3）.
[9]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M].三联书店，1980.
[10]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