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安徽省创造性地落实国家医改政策,在一个人口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中部大省,率先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根本变革,建立了全新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就像当年小岗村为经济改革闯出了新路一样,今天的安徽医改又为我国社会建设探索出新的道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1年7月,李玲和12名学生赴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等地进行为期12天的调研,分三路共走访34家医疗机构,同60位身处各种岗位、经历这次医改全过程的同志进行了访谈,对数百位医务人员和群众进行了问卷调查。
突破“最难啃的硬骨头”
改革前,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靠卖药维持运行,药品购销不正之风盛行,过度用药和不规范用药普遍,医务人员价值观念扭曲,群众负担很重。“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变革旧体制,建立新机制。具体说来,就是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建立公益性的管理体制、竞争性的人事制度、激励性的分配制度、新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并确保财政补偿到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运转费用由政府补贴。”李玲解释说。
为了啃下这块医改中“最硬的骨头”,安徽的做法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例如,安徽省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实行竞争上岗、全员聘用,全省妥善分流了2.1万名无资格、无职称、长期不在岗人员。
再如,在基层推进药品采购供应制度改革,建立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的省级招标采购新机制。“这一做法,将大量小、散、乱的药厂挤出了市场,切断了药品流通环节的利益链,挤出了流动环节的大量水分,降低了药品价格,也因此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过安徽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推行了这项改革。”李玲介绍说。
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李玲等人调研的8家卫生院看,2011年上半年,次均门诊费同比下降22.1%,次均住院费下降10.1%,最大降幅达49.67%。医务人员非正常创收的渠道被切断了,用药行为也日趋规范,管理得到了加强。来安县一家卫生室今年1月未执行药品零差价,多收药费4527.2元,在上级督查之后逐家上门退还并道歉。
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互相促进
十七大把社会建设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医改方案提出建设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这是首次把公共服务提到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高度。“安徽医改的意义就在于,在基层建成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框架,找到了破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路径,这一点无论对医改,还是住房、社保等其他社会事业改革,都具有借鉴意义。”李玲强调道。
“安徽医改能成功,就在于全省上下都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能自动带来民生改善,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反而会损害民生。过去基层卫生院盈利能力也很强,药厂利润也很高,但是这同维护人民健康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李玲说,以前自己在很多地方调研时,发现地方领导还是喜欢谈经济、谈项目,对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谈得不多;然而在安徽,除了医改和卫生系统的干部外,还有一大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许多非卫生部门的领导,说起医改来如数家珍,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了解。
“当全局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安徽省正确处理了两者的关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他们才能坚定地取消药品零差率,改革药品购销制度,增加财政支出。”李玲说道。
探索社会建设的规律和路径
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规律不同,安徽不仅扭转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而且探索了社会建设的规律和路径。
加强社会建设,要以社会效益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安徽医改后,医务人员从“以药养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精力放在公益性服务上,医患关系自然和谐了。李玲强调,“解决医患矛盾问题,核心是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
加强社会建设,要更加重视统筹兼顾、顶层设计、综合改革。“福利制度是有刚性的,一旦顶层设计不好,将来很难再改。”李玲认为,安徽医改在实施过程中出台了“一主、三辅、五配套、两意见”等一系列措施,开展了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先在32个县进行试点再全面推开,改革范围涵盖服务、药品、保障、监管、财政等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和顶层设计的思想。
加强社会建设,还要充分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安徽医改推进过程中,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摸清了卫生院的真实药品加成率,还借助审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对卫生院财务状况进行了详细摸底。（本报记者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