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这三个地方是如何做到的？|博鳌·健康界峰会
医改三典型：政府主导下的先行先试
新组建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吸收了福建三明的医改经验。据福建省医保办主任詹积富介绍，过去，三明医保亏损严重，医患矛盾突出。几年前，三明围绕医药、医保、医疗推进“三医联动”，取得了“药价下降、医务人员收入增加、医保扭亏为盈”三赢局面。目前，这一经验正被推广到福建全省。
詹积富表示，三明的医改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治理混乱，建章立制；第二步是以治病为中心，不让老百姓去吃冤枉药，开冤枉刀，花冤枉钱，真正回到医疗应该做的事情。第三步是以健康为中心，构建一个新型的医疗、医保、医药的综合服务体系。这是未来中国医改的一个目标。
与三明一样，深圳也是医改的先锋。深圳在构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尤其是基层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运行保障体系方面。对此，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处长李创表示，医改不仅是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更应该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站在人民健康的高度去思考医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就深圳而言，要实现从医疗体制改革向健康体系改革转变，主题是要构建一个开放式的整合型的、智慧型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基于上述思路，深圳推出了健康深圳行动计划，从2012到2020年一共推出11项单项行动，涉及五大领域。去年以来，深圳开始把医改的重点转向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首先就是改革健康教育机制。李创认为，医改是全民的事情。如果老百姓每个人都活一百岁，没有全民的参与，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建成的。所以深圳推出了一系列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方案，从健康教育到慢病防治，到学校卫生工作，再到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是全方面进行开放式的一种改革。
与三明、深圳完全坚持以政府主导略有不同，新余医改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运营模式，即政府部门在合作项目、合作方式上加强引导，并负责对各医疗共享中心运营管理进行监督和考核；而医院提供场地和技术支撑，社会专业机构负责投入和运营管理，整合市级医院现有资源，在此基础上组建各个医疗共享中心，中心面向全社会开放。
对于建设区域医疗共享中心模式的具体做法，江西省新余市卫计委副主任桂秀平表示，主要采取了五步做法：一是制定工作方案，二是选定服务供应商，三是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四是进行具体建设运营，五是分步组织实施。最终，新余市的医疗资源得到整合，硬件建设得到加强，内部管理更加高效，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得到改善。
供给新业态：从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变
进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新时代，公共卫生改革发展已经打开了新大门，但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新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慢性病发病仍处上升阶段、精神卫生问题不容忽视、职业健康问题突出等。
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处长李创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破解体制机制桎梏，增强公共卫生主力军的生机和活力，加快构建开放式、智慧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他建议：政府应把建立健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作为“全民健康、共建共享”的基础性工作来抓，让每个人都有唯一的实名制电子健康档案。因此，需要加快建立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开放式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建立以“数据库-数据交换和结算-多元化应用”为主干架构的全民智慧健康服务网络，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智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形成多元参与、开放共享的智慧健康服务新格局。
面对医改进程中待解的各种新问题，供给新业态的产生成为必然。作为医疗的供给方，除了政府之外，大型公立医院也应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现实很残酷，公共医疗机构要实现从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的转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很多公立医院并没有想到怎么把病人的发病率降下来，还是只想着如何把医院做大”原海南省卫生厅厅长、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白志勤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还是在高层制度设计中，没有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模式的转变。因此，公共医疗机构还需要在顶层设计当中逐步地随着三级医疗转诊制度的建立，把对病人的健康教育作为医疗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来做。而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政府应该有补偿，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施秉银也认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某些技术必须在大医院才能做好。国家对公立医院的定位，还基本上是满足基本医疗服务，而不是高端定位。但不得不说，目前公立医院确实在大健康、慢病预防方面较弱。
公立医院要真正实现从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的转变，确实任重道远。但也有先行者走到了全国前列，这就是“罗湖模式”：以居民健康管理为核心，实现全区医疗资源共享。
2017年9月2日，刘延东副总理为“罗湖模式”作批示，肯定了罗湖医改。如今，“罗湖医改”模式已经成为深圳医改的一面旗帜，也成为全国基层医改的样本之一。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副院长林锦春表示，本着让居民少生病、少住院、少负担、看好病的医改目标，罗湖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医院管理制度，把罗湖辖区的五家公立医院、24家社区服务中心整合成一个唯一法人代表的罗湖医院集团；二是以家庭医生和校园服务为核心，做实做强社康中心；三是转变医疗保险管理模式，实现从“保疾病”到“保健康”的改变。
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心血管疾病人数近400万，接近90%的心脑血管疾病是由行为、代谢和环境等可以干预的因素造成的。基于这一事实，黄海认为，心脑血管疾病的现状对整个健康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管理，而通过合理的管控是可以让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出现拐点的。
但是，我国关于传染病、慢病等的研究与重视程度还显不足，公卫部门并没有认识到，因此也并没有相应的对策来防控。
来自世界银行人类发展部关于《创建健康和谐生活：遏制中国慢性病流行》的文件显示，未来30年内，如果每年能使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1%，则相当于每年创造约2.34万亿美金的经济收益。到2030年，如果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下降30%，那么人均期望寿命提高3岁。
对于重大慢病管理如何做？目前对医疗机构来说，还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对健康中国战略下的供给业态来说，同时也意味着机会。
医防融合：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联手空间巨大
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是国务院对新组建的卫生健康委的职能定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制司副巡视员龚向光表示，医防结合是卫健委下一步的中心工作。不能光强调医防为主，还应强调医防结合。至于如何做好医防结合？他认为，一是要知识相通，二要利益相容。利益相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支付机制，另一个是绩效考核。第三是信息共享，即建立健康档案、电子病例、人口信息库等，第四是标准相通，即给病人传递的观念的信息应该是一致的。至于说，未来的医疗机构是以服务为主，还是以健康服务综合体为主，这个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医防能不能在服务过程中真正地融合。
近年来，美国有一个趋势：医疗保险整个的服务费用是上涨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驻华代表傅培睿表示，在美国的整个体系下，并没有公立和私立医院的区别，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谁来为这种服务买单？是政府的公共保险还是个人自己的保险？或者是自己掏腰包来付这种费用？所以美国在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想到怎么样能提供更合理更好的保险，让基本保险和商业保险如何互为补充，满足人的不同需求，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健康卫生方面的服务。作为政府来讲，应该做的就是创造一种环境，让病人能够更多地了解自己在卫生健康方面的真实状况。
在建设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福建走在了全国前列，已经先行构建了医疗保障的管理“中枢”。詹积富认为，医改制度设计必须从大健康、大卫生的角度来考虑，必须上下联动：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医养结合和健康保健统筹协调推进，从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的先后顺序推进，才能保证各项改革不掉链子，特别是要实行“三保合一”才能扭转扭曲的医保支付制度。
事实上，我国在商保方面，其实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都是依靠社会保险把很多事都办了，但社会保险的力量一直是比较有限的。北京朝阳医院理事长封国生认为，即使现在的社会保险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并不能把所有的付费内容都覆盖。比如在北京，真正得了大病的个人，其自费部分加上自付的部分，恐怕得在30%以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另外，如果想要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比如住单间），很多医疗保险是不能提供此服务的。因此，今后加强商业保险的介入，尤其是和社会保险形成这种互补，应是今后医改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于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如何联手为医疗服务和健康服务付费？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副处长胡瑞荣表示，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将会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国家已对九种大病的医疗救治进行了兜底，今年则有可能会进一步把九种大病扩大到20个。
他认为，不宜把医疗和健康这两个重要的环节完全割裂开，未来的公立医院肯定不光要管治病，而且一定会慢慢地向健康管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同样在保险层面，基本险和商业险也不应该是完全割裂的状态，应该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探寻如何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保障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多方面筹资渠道的保险，最后一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关系。随着国家进一步推出一些创新的机制体制改革措施，商业保险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国家政策在积极推进第三方医疗机构的发展包括第三方影像诊断中心、影像检验中心等，这些机构推出以后，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不到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在这些领域应会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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