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湖南青年骨干教师,被评为“全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先进个人”“长沙市青年岗位能手”。担任中国社会保障协会青年委员、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论研究工作理事、湖南省妇儿工委智库专家、湖南省性别平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承接民政部等级项目8项,厅级项目10余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撰写专著3部,合作出版教材、著作10部。

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

——基于H社区的个案观察

核心提示

“找回情感”日益上升为社会治理场域的普遍共识,但情感治理的层次结构及其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尚未得到系统区分与归纳。情感治理层次模型从内容上讲包括个体、群体与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从维度上,区分了消极与积极的两种状态;从形式上,分为不合作型、零散型、模糊型、依附型和共同体型五种基本类型。结合案例分析社区组合类型演变,重点分析如何运用情感治理机制促进社区从不合作型社区向共同体型社区转变,并归纳社区情感向共同体型发展的实现形式,即通过“由低及高”追求效应最大化来提升个人情感,通过“由远及近”追求最大公约数来激活群体情感,通过“由内至外”追求最小公倍数来延续社会情感。

一、引言

二、情感治理的研究态势与层次模型生成逻辑

(一)情感治理的研究态势

(二)情感治理的层次模型源流

(三)情感治理模型的生成逻辑

人的情感源自对社会印象的反省。根据印象的类型,本文将社区治理的情感再生产分为个体情感、群体情感和社会情感三种类型。个体情感是指个体根据其在社区中的生存、安全、社交等基本需要满足程度而产生的情绪状态。群体情感是个体因群体共同记忆激活而产生的对群体认同状态。社会情感是个体对家庭、社区与国家之间的共情体验状态。休谟认为情感在命题“是”与“应当”的二分逻辑上是相对独立的,尤其是在群体心理的生成演化方面较为明显,因此,情感就有积极与消极的区别。三类情感都涉及群体生成演化,所以会呈现消极与积极两种状态。

三类情感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个体情感是情感治理的基础。如果个体生存、安全、社交等基本需求不能满足,将会影响对群体和社会的认同感;个体如果没有对社区的认同感,将难谈及以社区为荣的荣誉感。譬如在“脏、乱、差”社区,个体在社区缺乏安全感,归属就会仅仅停留在空间上,难以在情感上形成对群体的认同,更难谈及对社会的共情。群体情感是情感治理持续的保障。如果社区缺乏对居民共同记忆载体的挖掘,社区居民的共同记忆是零碎的,就难以形成共鸣;没有共同印象,就难以形成永续的动力。只有因地制宜,通过对社区群体记忆进行整理,引发居民对公共利益的共通感,进而建构社区永续发展的情感秩序,才能保障个体对社区情感的持续。社会情感是情感治理的方向保障。如果没有激发个体对家、社区和国家的共情体验,就不能保障情感治理的方向。只有通过建立加强家、社区与国家的情感联系,才能共育家国情怀,保障个体与社会情感的正确方向。

表1情感维度组合类型

注:+表示情绪水平积极;-表示情绪水平消极

三、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个案研究

本文观察的H社区治理鲜明体现了情感治理的层次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H社区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模糊型到零散型再到不合作型的演变。在治理过程中,伴随政府介入,社区存在向依附型与共同体型转变的可能。该社区通过以需促情、以叙长情、以爱共情,促进了个体、群体与社区情感的整合,从一个不合作型社区向共同体型社区转变。

(一)治理背景:从模糊式到零散式再到不合作式

H社区成立于1989年9月,辖区面积0.24平方公里,截至2023年底,有户籍人数4163人,常住人口6000余人。H社区前身为某国企宿舍区。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国企职工工作体面、收入丰厚,居住在这里一度令他们感到骄傲和光荣,那时邻里亲如一家,邻里关系友好和睦,H社区具有较强的个体和群体情感。20世纪90年代,H社区居民所在的国企历经体制改革失败,2005年10月,原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离退休人员虽然开始社会化管理,但他们对社区缺乏认同,整体上处于个体情感积极,但群体和社会情感消极状态。随着失业人员增加,社区居民的个体情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以下情感难题:

(1)个体安全感不足。企业改制之后,该社区社会闲散人员增多,由此带来帮教对象多和矛盾纠纷多,出现了死刑犯三个、帮教对象四十多人、吸毒人员四五十人。

(2)家园认同感缺乏。企业改制之后的H社区,由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较多,社区陷入房屋老旧居家难、乱搭乱建平安难、道路破损出行难、管线老化生活难、设施陈旧休闲难等困境。

(3)家国情怀缺失。部分居民认为自己下岗失业是政府造成的,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对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产生了抵触心理,不信任、不配合,甚至变成了上访“钉子户”,专门与政府作对,民调满意率仅为25%,当时H社区还建构了一个有会长、副会长、会计和出纳的组织架构完整、责任清晰的维权协会。

(二)治理过程:从不合作向共同体转变

1.个体情感塑造:以需促情

2.群体情感塑造:以叙长情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引领着行动方向。H社区结合居民大多为工人的特点,将历史情感与现实情感有机结合,使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H社区在社区规划中融入工人文化因素,在社区宣传栏里张贴体现工人奋斗精神的标语;在社区广场设计了体现工人共同记忆的“扳手”等造型;在社区文化方面,弘扬体现工人勤俭和互助特点的“俭·美”文化,通过“俭·美”文化涵养,一方面激活共有记忆,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培育了居民的奉献、互助等公共精神,提升居民的参与意愿。同时,H社区以传统佳节和重大节日为契机,联合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坚持不懈地开展“过集体政治生日”、“党群齐奉献清洁美家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幸福家庭健康先行”、“七一”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等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并通过媒体报道、社区宣传、表彰奖励等方式宣扬模范人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3.社会情感塑造:以爱共情

(三)治理结果:凝聚情感

1.从对抗到认同蝶变

改造之前,H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大多数居民认为自己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居住在被排斥的小区,居民只是在地理空间上认为自己是该社区的。改造之后,基层治理有了新动能,H社区连续两年成功创建“三零社区”,居民情感从“我是社区人”转变到“我以社区为荣”,社区涌现了许多以建设美丽家园为己任的居民。

2.从维权到服务蝶变

改造之前,社区存在一个有300多人的维权组织,改造过程中,这个维权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成为社区志愿者。居民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福利,从之前的“不理解、不配合”,到现在的“认同、支持”。H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从开始的艰难成长,到后来的茁壮成长,从最开始的6个人,发展到后来的42个人,再到2023年的300多位注册志愿者,服务在社区各个岗位。

3.从抱怨到感恩蝶变

企业改制后,个人的医保、社保、工伤、医疗等保险保障水平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破产后,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支持,再加上部分居民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诸多因素叠加,造成了部分居民对政府不信任,并产生了抱怨情绪。H社区通过精心打造“阳光议事亭”,设立了3个党员志愿者服务岗亭,搭建居民、社区及职能部门之间交流沟通、协商解困的直通桥梁。居民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将对家庭、社区与国家的忠诚连接在一起,由爱家到爱社区,再到爱国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四、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实现形式

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要求基层社区治理重视“人”及其情感的回归。H社区的发展转变,展示了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的实现形式与过程,为情感治理提供了新的样本。

(一)“由低及高”提升个体情感,追求社会总效用最大化

个体情感主要基于社区对个人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人类需求呈现多样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人需要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个体需求层次呈依次递进特征,一旦一个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转向追求下一个层次需要的满足。个体需求层次对服务供给的及时性要求是依次递减的,越低层次的需求对服务供给的及时性要求越高,如生理与安全需求是最为基本的需求,其对及时性的要求最高。五个层次需求对环境依赖性是依次减弱的,越低层次对客观环境的依赖性就越高。从社会总效用来看,政府介入个人需求层次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关键是“由低及高”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

从当前其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围绕平安社区建设,各地推出了“四零社区”(零投诉、零上访、零事故、零发案、零犯罪)、“双零社区”(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等创建活动。

(二)“由远及近”激活群体情感,追求社区意识最大公约数

H社区“两委”立足于居民大多曾是工人的特点,充分挖掘“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工人精神特质,提炼出“俭·美”文化,打造了“扳手”“齿轮”等社区景观,开发了融合小区地理环境的社区公园,发展了以互助为特征的养老服务产业,凝聚了居民情感,促成奉献、互助等公共精神的培育。

从当前其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围绕社区营造建设,各地基于乡土文化、家风家训、职业文化、非遗文化、知青文化等共同文化记忆建设了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馆、走廊、广场等载体。

(三)“由内及外”延展社会情感,追求社会参与最小公倍数

在H社区改造过程中,社区居委会通过设立“居民议事厅”,建立党员干部带头的服务队伍,引导居民参与讨论“我的家怎么改造才美”,延续讨论递进议题“我们的社区怎么改造才美”,请居民参与方案设计、经费预算、工程招标、材料购买、施工监督、费用支付等全过程议题,培育居民将家庭情感延展至社区与国家情感。

从当前其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各地涌现出了“圆桌问计”“屋堂夜话”等体现新时代“枫桥经验”等蓝本。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情感治理层次模型,区分了情感治理过程中的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的组合形式、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认为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任何割裂或忽视三者关系的行为将导致情感治理的基础性、持续性或方向性出现偏差;同时本文列举了社区不合作型、零散型、模糊型、依附型和共同体型五种基本组合类型。有效避免了“工具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片面取向,解决了因“制度-技术”导致的“理性的牢笼”,形成了社区情感治理的特色经验。本文对H社区案例剖析,发现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植入情感治理维度模型,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该社区通过“以需促情”塑造个人情感、“以叙长情”激活群体情感、“以爱共情”延续社会情感,凝聚了情感,促使社区居民从对抗到认同、从维权到服务以及从抱怨到感恩蝶变,推动了社区从不合作型向共同体型转变。同时该社区将情感引入治理机制,展示了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实现形式,即“由低及高”追求社会总效用最大化以提升个体情感,“由远及近”追求最大公约数以激活群体情感和“由内及外”追求最小公倍数以延续社会情感。

本研究作为案例研究,在样本的代表性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该社区实现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三维整合,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提升了社区的治理效能,在社区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情感治理被作为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本案例的研究为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路径和机制参考。

文献引用格式

陈云凡.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基于H社区的个案观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02):53-61.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副主编:尹金凤本文责编:尹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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