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展年度报告文献综述
一、多元开放的传播理论研究
2007－2008年的传播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
（一）历史性反思涌现
两次重要的会议反映了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关怀。2007年8间，在南昌召开了“2007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会上发表了《传播学的反思与中国学派的传播哲学》和《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等重要的学术文献。2008年5月间，在深圳举行了“第十次中国传播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从历史到未来：传播、对话、共享”，其中“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年”成为核心议题。与此同时，大部分新闻与传播类学术刊物都设置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性专栏。
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的投入到这个话题中。邵培仁，廖卫民是从学术论争入手的（《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历史考察（1978－2008）》，7/2008/1），李思屈等人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提出了30年的12个学术热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12大学术热点》，7/2008/1），禹卫华，张国良追溯了效果研究在中国的进程（《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年：效果研究的反思与进路》，2/2008/7），戴元光等人总结出四大传播学学群（《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术群——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反思是回顾的目的。王怡红把“16字方针”看作一个本土化的“研究规范”，并以此来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的进程（《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1/2007/4），胡翼青也从范式角度讨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表层化问题（《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1/2007/4）。张健对中国传播学三十年来的回顾性研究进行了再研究，指出其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匮乏（《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研究的再研究》，3/2008/4）。陈韬文则指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4/2008/1）
（二）经典重温与思想朔源艰苦尝试
面对中国传播学的历史困境，很多的思想家被重新召来为我们新的启发和灵感。
（三）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热情不减
一些研究尝试着发掘一些理论资源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吴飞提出了聚焦到个体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4），喻国明等人提出了基于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非常前沿（《基于神经科学的传播学研究——工具、路径与研究框架》，2/2008/7），范龙希望借鉴现象学的理路（《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重庆大学学报》/2007/1），梅琼林、连水兴指出了传播学研究的文化向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究》/2007/7），李明伟则强调了媒介环境学派的范式价值（《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2/2008/1）。邱戈在比较的基础上阐释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行性和针对性（《比较语境中的媒介身份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段京肃在讨论中国传播学困境时都强调了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传播学在中国遭遇的困境，4/2008/2）。吴廷俊、张振亭全面讨论了我国传播教育的问题和方向（我国传播教育向何处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刘海贵认为传播教育需要六个标志性突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企盼标志性突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刘鸿英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情况，指出了我们在教材、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存在的差距（中美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及教材的比较研究，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传媒教育情况都得到介绍，比如詹正茂和杨扬的《德国高校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设置》（青年记者/2007/5月上）。
（五）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研究持续升温
（六）传播与公共性的问题重新得到重视
（七）科技传播研究正在兴起
（八）架构理论及传统理论得到应用和深化
框架分析和研究得到了注意：陈阳尝试廓清框架分析的内涵（《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2/2007/4），李莉和张咏华以美国《传播学杂志》为例讨论了框架研究和议程设置及启动效应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框架构建、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研究新视野》，2/2008/3），邓惟佳简述了架构理论的元理论研究，并分析了其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试论架构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的运用》，2/2008/3）。张军芳和潘霁认为“议程设置”改变了中国研究者对媒介的认识，同时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西学东渐”后的理论衍变——对中国“议题设置”理论研究（1986—2008年）的实证分析》，9/2008/6）。章永宏从中国本土特色出发提出了一种“关系中心说服模式”，无疑是对说服研究的丰富（《关于说服研究的本土化思考：一种基于关系分析的视角》，3/2008/2）。
（九）媒介素养转向实证阶段
（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动向
2007年11月召开的“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旨在探讨当公共危机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沟通。姜飞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跨文化传播的力量角逐（《试析当前跨文化传播中力量的博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孙英春强调通过知识整合达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科学共同体”（《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浙江学刊》/2007/3）。J.Z.爱门森介绍了源自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亚洲主张（《探足于“后现代”、“后美国”与“复古求变”的交叉河流——论国际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浙江社会科学/2008/8），陈国明与三池孝贤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亚洲文化基础上的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希望以此来终结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统治，具有理论创新价值。（《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上、下），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
二、作为“主力军”的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
（一）媒介经济与管理理论研究
很多学者选择以独特的视角来拓宽研究领域。孙光海、陈立生著《传媒博弈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一书视角独特，采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案例研究，总结出了针对不同竞争对手及其表现而应采取的最佳策略。文长辉著《媒介消费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则对媒介消费学予以界定，提出了媒介消费主体地位、媒介消费新美学和媒介创新的不确定性等重要观点。蔡骐、蔡雯著《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从媒介文化视角关照当前媒介竞争，认为媒介必须走出无序竞争的状态，为民众提供一种健康向上的媒介文化。
（二）媒介机制和体制研究
一些学者从国外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李欣著《西方传媒新秩序——从独立传媒、家族传媒到公司传媒》（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以全球化为理论视野，研究了西方传媒业公司化、集团化、全球化的发展脉络、特征与影响。蔡雯《规制变革：媒介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世界多国媒介管理现状的比较与思考》（2/2007/3）一文以多个国家的媒介管理现状的比较，来探讨媒介融合所需具备的政策条件。吴信训、郑从金《从英国公共广播看公共传媒体制形成与发展的要因》（2/2007/6）一文，认为英国公共传媒是政府与市场双重制约的产物。
（三）媒介产业化研究
（四）新媒介的经营管理研究
新媒介给媒介经济和管理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冲击，更多是积极的，指向未来的力量。
崔保国、张晓群《新媒体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影响分析》（3/2008/1）中谈到，新媒体的快速成长是推动中国传媒产业变化的主要力量，并认为新媒体经营收入快速增长、受众对新媒体偏好的增加是促进新媒体迅速成长的主要动因。卫军英、张小磊《信息技术与营销传播转型》（4/2007/1）认为当前时代出现了新型营销传播模式，改变了传统营销传播中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地位。彭兰《关于数字媒体内容管理体系建立原则的思考》（2/2007/11）一文提出，数字媒体内容管理体系建设，是当前政府与传媒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应考虑整合性管理、层次化管理、兼容性管理这三个原则。肖弦弈、杨成著《手机电视：产业融合的移动革命》（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从产业链和商业模式的分析，给出了关于手机电视产业发展的规律。匡文波《论中国数字媒体内容监管体系的创新》（2/2007/11）分析了我国数字媒体内容监管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数字媒体内容监管变革的途径和具体策略。
很多学者对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互动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王菲著《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一书剖析了媒介融合形态下媒体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革，通过丰富生动的各式案例，揭示出目前国内外传媒业、电信业、互联网业、IT业、电子业所涌现的各种巨变背后的必然规律和未来走向。范志忠《论“报网互动”的发展态势与传播特征》（1/2008/1）认为，在信息时代，“报网互动”意味着媒体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以及受众消费体验的革命。朱春阳《新媒体经济：效率竞争、创新榜样与国际化示范——从产业经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新、旧媒体之争》（10/2007/11）认为新媒体优于传统媒体不仅仅是新的传播技术，甚至指出仅归因于技术的回答是表面化的。王思齐《媒介经营，只要融合就够了吗？》（7/2008/3）指出，不论媒介采取何种融合策略，其根本都是透过资源共享和节省成本的方式，来提振媒介的竞争力。
（五）文化创意、动漫等内容产业研究
一些学者还对内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分。如刘轶《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范式的分野及反思》（3/2007/1）认为，目前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在研究范式上分为“文学艺术”、“新闻传媒”、“产业经济”三大类别以及“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模式的分野带来了种种弊端和局限性。哈艳等人《中国广播电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研究》（3/2007/5）认为，广播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体制、管理、人才和原创能力等方面是发展瓶颈。郭虹《中国动画产业迷局解析》（4/2007/3）首先对我国动画业振翅艰难的迷局进行了解析，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最为关键的因素一是体制问题，二是企业创新力不足，然后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开这一迷局的对策。
（六）媒介资本运作与品牌建设研究
现在看来，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以其丰富的成果和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力军。
（二）2007—2008的公共关系研究热点在于公关与和谐社会建设、公关危机应对、警察公关和奥运公关
复旦大学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在2007年10月分别以公共关系为选题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吴世家博士在导师张国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中美公共关系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研究框架是以中美公共关系教育为本体，并锁定高等教育中的本科及硕士教育为研究核心。钱海红博士的毕业论文《媒介公共关系的理念与运作模式研究》把新闻媒介看作特殊的社会组织扮演公共关系主体的角色。媒介公共关系的出现，不只是意味着传统新闻传播理念和媒介营销模式的革命性变化，其影响往往超越新闻传播本身，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国际交往等更加宏大和深远的层面上。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媒介公共关系发展得好不好，意义非常重大。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公共关系学界也进行了公共关系在我国发展的回顾与梳理，郭惠民（《解码“公共?关系”》，2/2007/12）从公共关系的译名到公共关系的流派、再到公关教材著作，综合梳理了国内公共关系的发展，认为将公共关系定义为“信息传播、关系协调、形象管理”，汇聚着中国公关学界和业界的共同认知，基本上代表了当今中国公关认识的水准，也很好地融合了国内外主要公关学派或观点说的基本内容。
孟建和钱海红在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上宣读了论文《融入世界的中国公共关系——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性进步与存在的误区》，论文对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作了深入的学术考察。论文就中国公共关系融入世界的宏观背景、中国公共关系融入世界的多方位呈现、中国公共关系融入世界的多维策略建构以及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学术阐述。
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在2007—2008年度，继续保持了在文献数量上的不断增长态势，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
（一）网络传播业发展带动对新媒体现象的全面研究
《网络传播》杂志2008年终专稿总结了中国互联网10大新闻，其中有：“胡锦涛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重大事件助推中国网络媒体主流化”、“我国网民数达2.35亿超美国居世界首位”等。对比2007年度的10大新闻，可以发现2008年网络传播业取得的突破更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这些进展是推动网络传播研究的根本动力和现实基础。
表一：中国知网2007—2008年论文（含博硕士和会议）检索结果
（二）网络舆情、舆论及其生成机制的研究成果丰硕
对于网络舆情的概念，刘毅认为：网络舆情是“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略论网络舆情的概念、特点、表达与传播》，理论界/2007/1）。王来华认为网络舆情是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当这种态度被公开表达出来并形成了群体的共同看法时，舆情才转换为舆论，而“研究和认识网络舆情与舆论之间的转换，其重要意义是发现和应对这个过程的影响或后果”（《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08/4）。对于网络舆情，可以采取更为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这在杜阿宁的博士论文《互联网舆情信息挖掘方法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中得到了充分细致的实验证实，例如，内容敏感网页监控技术、频繁访问主题挖掘、NISAC指数监测系统等。
传播学界对于网络舆论及其生成机制的探讨，并不局限于技术分析的路数，而是从舆论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例如，金兼斌从“议题的出现”、“议题的存活”到“舆论的走向”分析了网络舆论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在他看来，“网络舆论具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意志和演变规律”（《网络舆论的演变机制》，《传媒》/2008/4）。在对舆论生成机制的研究中，韩立新、霍江河的《“蝴蝶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9/2008/6）借用气象学的概念“蝴蝶效应”，来描述网络独特的舆论生成现象，并展示了其图示的演化效果，其思考角度独特，分析缜密。廖卫民的《网络舆论量度的统计学模型与数据分析——以外企女秘书公开信事件的讨论为例》（7/2007/2）用统计学中的生灭过程对网络舆论数量进行描述，国内学者之前提出的舆论形成的三种模式都能统一于一个数学模型中，该模型对网络舆论数量增长的规律和爆发性的特点进行了有力的解释。罗昕的《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机制探究》（9/2008/4）是从众多网络舆论暴力事件中探究其形成机制，构建出网络舆论暴力形成的“龙卷风”模型，为制定有效的防范对策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当然，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层面的剖析，例如，王雪的《网络舆论、集体行为与社会控制》（《探求》/2007/1）、刘正荣的《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3/2007/3）等，不少论文是以案例为由头进行分析，如《网络舆论如何有效引导主流舆论——以“强国论坛”的网络舆论引导为例》（崔蕴芳，沈浩，3/2008/6）、《从“孕妇之死”事件看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程莉，13/2008/2）等。另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有10篇以上的硕士论文探讨网络舆论的主题。
（三）网络传播的效果、模式等传统研究有所深化
网络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中有一批是集中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诸如“议程设置”、“框架”、“知沟”、“使用与满足”、“媒介依赖”、“把关人”等乃至较新的“第三人效果”，其基本思路是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到对网络媒介和网络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规律。在这类发表的研究文献中，这两年相当多数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新发现，有些文献题目很惹眼，却宛如“水货”，真正可圈可点的扎实之论的比例并不高。
在这一领域中，深圳大学的周裕琼和美国华盛顿大学PatriciaMoy合作发表了一篇英文研究论文ParsingFramingProcesses：TheInterplayBetweenOnlinePublicOpinionandMediaCoverage（JournalofCommunication/2007/79-98）探讨了网络和传统媒体互动作用下，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论文用严谨扎实的研究为世界传播学发展提供了中国案例（哈尔滨“宝马案”）。基于206份网贴和114份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网络舆论框架和媒体报道框架存在显著性关联和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地区事件转化为全国性话题的过程中，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以后媒体报道有显著的框架形成作用，但这只发生在早期报道中。该研究对传播学理论有所深化突破，中国网民对媒体框架的缓冲设置潜力则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风貌。
周勇的《网络传播中的“马太效应”——关于华南虎照片真伪事件的实证研究》（2/2008/3）则观察到了一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网络传播现象，认为其内因在于网络对“异见”的充分表达，具有一种反“沉默螺旋”的效应，因而在外因作用下最终提升了网络传播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这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形成挑战，这一研究对传播机理的分析具有一定新颖性。禹卫华的《网络恶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以1772位上海市民为例》（1/2008/4）则是以实证调查发现了“第三人效果”的认知也显现在网络世界中，受众的网络涉入度对“第三人效果”行为有较明显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同样出现了10篇以上的硕士论文。
（四）网络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更为敏锐细腻
（五）网络调查报告取得扎实数据和实证经验
（六）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研究者的进入带来新思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领域，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管理学者也开始介入，以他们的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带来了新思维。例如张立、刘云的《网络舆论传播的无标度特性及其衰减模型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8/2），其统计数据和实验分析表明网络舆论中包含着大量的无标度特性和幂律分布。《网络传播与网络商务整合研究》（刘千桂、田杰，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是从商务管理角度探讨了网络传播的应用价值。这些文献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对于网络传播学研究将提供更为科学的参照，也丰富了人类对于网络本质规律的深刻理解。
总体看，2008年北京的“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的主题“融合、创新、变革”几个关键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概况了本领域研究的状况与未来发展思路。
五、整合与革新中的编辑出版学研究
（一）编辑学、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
有关编辑学、出版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探讨仍是研究的重点。研究者针对“编辑”、“出版”概念及其本质发表了各自观点，使得编辑学、出版学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进一步澄清。李景和在《真实的编辑概念及其辨证的本性——兼评“编辑的本质是媒介创构”论》（18/2008/10）一文中认为应从“编辑行为本体——编辑行为本质——编辑概念”相一致的辨证思维框架出发，建构真实的编辑概念，促进编辑概念的相对统一。胡国祥考辨了中外“出版”概念的内涵、实质，指出“由于不同语言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出版’一词在中国与欧美有着不同的含义”（《“出版”概念考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仝冠军的《出版概念研究中的三种倾向》（出版广角/2008/11）分析了出版概念研究中的三种主要倾向——技术倾向论、机构倾向论、经济倾向论。
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版业发展和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是2008年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一些专业杂志刊发了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编辑出版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系列论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郝振省主编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出版研究季刊》（PublishingResearchQuarterly）于2008年推出了“中国专号”（英文版）。
（二）编辑史、出版史研究
2007—2008年，中国出版史研究取得的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当属《中国出版通史》（九卷）在历时十余年之后编撰完成。这一项目于1996年启动，2002年获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是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通史》的问世对于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中国出版史、编辑史的起源、分期、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提出了新的看法。代表性论著有：王振铎，孟玉静的《编辑出版史论中事实与逻辑的统一——从甲骨卜辞版的复制问题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刘光裕的《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17/2008/3）等。学界还注意到媒介形态变化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杜敏：《媒介形态变化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17/2008/3）
中国出版史料和出版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代表性成果有方厚枢著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范军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宋木文著的《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商务印书馆，2007）。中国出版史的断代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少数民族出版史研究均有突破，出版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史研究》（冯志杰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为中心》（宝山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等研究专著和为数可观的研究论文。一些专业刊物（如《出版史料》杂志）和期刊中常设的专栏成为出版史研究的稳固的学术阵地。
（三）出版经济学研究
（四）出版文化研究
在出版文化理念与文化理性研究领域，中国书籍出版社于2008年推出“出版文化丛书”，其中首批出版的有郝振省著的《出版文化理性研究》等专著。在编辑文化与编辑思想研究方面，张西山出版了《编辑的文化视界》一书（人民出版社，2007）。期刊文化研究的成果有李明德的《“仿像与超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刘胜枝的《当代女性杂志的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著作。其中，徐连明的《差异化表征：当代中国时尚杂志“书写白领”研究》以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为研究对象，借鉴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理论，通过内容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分析了时尚杂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建构机制、对白领阶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本质特征，探讨了“时尚杂志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
（五）数字出版研究
2007—2008年出版的数字出版书籍主要有：赵东晓著的《网络出版及其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罗紫初等著的《网络科技文献出版、利用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郝振省主编的《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2008年美国佩斯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高级出版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二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与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2007年中国编辑学会、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全国数字传媒与出版产业发展暨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这些国际国内会议的研讨重点反映了当前数字出版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当前，编辑出版学科正处于其发展历程中的“整合与革新”的关键阶段。我们在看到编辑出版学科发展成绩的同时，还须认识到编辑出版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完善需要学界、业界的不懈努力。
六、结语
第一，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性不足已经成为显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焦虑，但还未有突破性的成果出现，研究的思路也没有全面打开，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晦暗不明。
第三，大选题、介绍性、解释性和重复性的研究还是偏多，应景式的研究也多。而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设想和特色的研究方向没有得到深化、拓展和体系化，非常可惜，人们往往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放下了，那么流行过后它还是一个可能性，对学科的意义不大。
APanoramicLiteratureReviewontheResearch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2007—2008
CommunicationStudiesInstitute,ZhejiangUniversity
Keywords：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LiteratureReview
[参考文献]
[1]新闻与传播研究（文中1/2008/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1/2008/2”,meansthefirstjournallistedisreferredasJourna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publishedin2008,No.2.]
[2]国际新闻界.[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
[3]现代传播.[ModernCommunication.]
[4]新闻大学.[JournalisticUniversity.]
[5]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ReplicatedJournalsofRenminUniversityofChinain“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