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对于各种质化与量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对于实验法的应用较少。传播心理研究本期推送向大家介绍一个使用情境实验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案例，旨在启发读者采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来丰富传播学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和歧视。景颇族和傣族是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两个世居民族。解放前，这两个民族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和生活关系，并互通婚姻。然而，由于傣族土司向景颇族人收“门户钱”、“霜降款”,派景颇族服劳役兵役等。景颇族山官、头人派人骚扰傣族,使傣族人需要缴纳“保头税”。这些原因造成了两族之间的对立和隔阂、矛盾与冲突。解放后,两族人的友好往来与日俱增。近年来，由于撤点并校，景颇族、傣族、汉族等多民族的孩子共同寄宿于学校中，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时而也会见到孩子之间相互表达民族偏见。
偏见可被定义为一种负面评价，是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个体或团体做先入为主的评价，通常伴随着不合理的偏好或反对。偏见是负面的态度，歧视是负面的行为，歧视是偏见的外在表现。
这种情境还涉及到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即自我归类。自我归类理论认为，人基于自己与所属群体成员或与外群体成员比较，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并产生认同。
那么，当偏见冲突情境中包含多民族学生时，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如何对自己在情境中的身份进行归类，进而不同归类是否会造成个体在民族社会化觉察方面的差异呢？尹可丽与杨玉雪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该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情境实验法
首先选取民族聚居区的初中生作为被试，设置景颇族与傣族学生因相互表达偏见引发冲突的情境：“傣族对景颇族的偏见”为：“景颇族野蛮,爱打架,脾气不好,不讲道理”；“景颇族对傣族的偏见”为“傣族小心眼,斤斤计较,吃不了苦,受不得气”。
因变量测量采用尹可丽、包广华等人修订的民族社会化觉察问卷，由参与者们作答，目的是比较此情境下两族当事者的民族社会化觉察特征,并考察此情境能否增加偏见准备觉察。
第二部分---故事完成法
故事补全的材料与情境材料一致，规定被试阅读后，假设自己是“班里的一员”，周末放学回家，向家长诉说此事，发挥想象来补写故事。
对于被试完成的故事文本，研究者分别确定了自我归类的标准和民主社会化分类的标准。将两者分别划分为内群体、外群体、群际归类；以及文化社会化、促进和睦、促使不信任、偏见准备、报告权威、关心学习、鼓励忽略。根据分类确定编码，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以进一步考察双向偏见冲突情境下，在群际环境中被试作为旁观者的自我归类对景颇族、傣族与汉族学生的民族社会化觉察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民族交往中，相比人际冲突引发单向偏见表达的情境，双向偏见引发冲突的情境下，促进和睦信息的感知显著增加，而偏见准备、促使不信任信息的觉察却有所减少。除此之外，无论是内群体归类，还是内群体、外群体和群际归类，三个民族的被试对促进和睦的报告都最多，证明自我归类的确影响了民族社会化觉察。
因此，本文得出结论：作为冲突事件的当事者，景颇族学生和傣族学生觉察到的促进和睦、文化社会化及促进不信任等民族社会化信息存在差异；景颇族、傣族和汉族学生的自我归类存在差异；自我归类对促进和睦、文化社会化与报告权威等信息的觉察的影响亦存在民族差异。在双向偏见冲突情境下，三族学生的自我归类与民族社会化觉察有一定关系：无论是做当事者/内群体归类、旁观者/外群体归类，还是做调解者/群际归类，被试对促进和睦的觉察均最多。偏见准备主要与当事者归类有关，而进行调解者归类的被试更容易觉察到“报告权威”。
本文改编自尹可丽，杨玉雪，张积家，田江瑶的论文《双向偏见引发冲突情境下自我归类对民族社会化觉察的影响——来自景颇族、傣族和汉族初中生的证据》，原文发表于2017年第2期《心理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