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日本研究草原民族与蒙古历史一部继《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之后，打破中原史观与西方文明史观、放眼欧亚大陆的又一力作。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1000多年间，欧亚大陆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就是游牧民，成为最与“国家”背道而驰的边缘存在的游牧民，实际上在过去支撑了人类史。当蒙古帝国成为史上疆域帝国，便创造了“世界”。本书还原了游牧民的真实面貌，洗刷野蛮、杀戮等刻板认知，观察在近代之前的欧亚大陆扮演历史发展驱动力的游牧民，重新检视“国家”与“民族”的定义。“不偏向特定价值观的新的世界史构图，始于谦虚和坦率地去重新认识过去。”“历史不只是讲述已经死掉的过去，而是清楚地呈现创造出连结现在过程的各种行为，更是掌握未来的粮食及手段。”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集中体现了其独的特历史观，为我们带来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思想汇总：
浅读《游牧民的世界史》
方芳
本书的日文书名原为《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从字面上翻译看，应为“从游牧民看到的世界史”，既是这层含义，那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视角与目光投向所在。在印度，人们最景仰的中国人就是高僧玄奘，因为依靠他的《大唐西域记》，印度人才能还原他们过去混沌的历史。杉山正明认为，在中国，历史都是以定居的农业社会的角度来记录一切的，在农业社会看来，游牧民确是外敌入侵。但另一方面，从游牧民的角度来说，原本就不存在定居，原本就不存在边界，所谓万里江山任我行，又何来“闯入地盘”这样一说呢？
杉山正明先生的观点确实有趣且值得思考，这也可以引起我们关于“华夷之辨”的联想。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是文明的中心，因此产生了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仪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关于华夏与蛮夷的区分衡量标准经历了三个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以及先秦以后惯用的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古代中国尚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如孔子所说：夷狄入中华则中华之，中华如夷狄则夷狄之。似乎古代中国一直保有着文化民族主义，以文化水平来严格区分先进与落后。但若我们走进《游牧民的世界史》，将目光投向同样无比精彩的游牧民的世界，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观看历史，绝对会有许多不一样的发现与启示。
这就是在本书中陈述的游牧民大致的世界史。辽阔的中央欧亚大陆干燥无比，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移动生活的习惯，他们逐水草而居，进行着常年的游牧生活。而对于“游牧民”这个说法，杉山正明在书中强调，根本不存在作为“单一民族的”游牧民集团，它不同于我们现在常接受的nation、statenation这类的西方说法，而是较为松散的、游离于固定居所的“人的集合”。“作为国家核心的游牧民集团，原本即是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为一般。当它发展成类似‘帝国’的统御广阔疆域政治权力时，已可说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通混合而成的复合体。”（《游牧民的世界史》[日]杉山正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P17）例如有记载的最早的游牧民斯基泰人，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从西到东一共有五种斯基泰人，有希腊系、边种谷物边经商、具有航海能力的斯基泰人，还有经商型的、农民的、游牧的以及军事的斯基泰人。而在东方也是如此，匈奴人拥有点状分布的固定的交易设施，即纯游牧生活以外生产物的据点。
杉山正明在书中的“备忘录”里讨论了游牧民的生业理论与国家理论。他指出，游牧民并非如同某些狭隘的偏见看法所认为的那样，由于不能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的关系，他们除了向其他人进行掠夺之外别无他法。但实际上是，当游牧民作为比较小的集团存在时，通过交易或偶尔的掠夺就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这就是所谓的生业理论。当这个集团成为一个更大的规模时，大型游牧民集团就成为了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松散联合，这时候仅仅是生业模式已远远不够了，便到了国家理论的阶段。
也许是杉山正明从司马迁《史记》中看到的对汉武帝讽刺性的言语，或者是深感于司马迁悲惨的遭遇，造成了他对于汉武帝有着极深的偏见。但在中国主流的历史观中，汉武帝始终是一个相当高大的形象，在他的时代，有留居匈奴十九年而持节不屈的苏武，也有与君主如玩伴的东方朔。刘彻在用人方面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他在位期间曾颁布两次求贤诏，用人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的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的悔意。这份《轮台罪己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的罪己诏。
班固《汉书》言，“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静之恭俭以济斯民。”并且在中国主流历史观中都是以比较高的评价来给予汉武帝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政治异见，司马迁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或许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也是极为正常的。但实际上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既有讽刺，也有肯定的。他肯定武帝之世是“治世”，反对诸侯的阴谋叛乱，支持武帝的政权，也就赞赏武帝为巩固中央政权而削弱侯国的措施。在《河渠书》中，他赞赏武帝堵塞黄河决口的壮举与兴修水利的政策，以及救济保护灾民的作法。另一方面，在《史记》中司马迁所批评的是汉武帝长期对外用兵，好大喜功，在政治立场上不同于汉武帝而倾向于对匈奴采取“和”的态度。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推行与民争利的政策，“法益严”，禁止的条例众多，使百姓受刑枉死无数，并且迷信神仙。这些都是司马迁不赞同汉武帝的地方，在《史记》中若说是发泄个人的不平未免有些偏颇。司马迁秉持着史学家应有的态度以史实说话，只是因为政治思想的差异于是对汉武帝有褒有贬。
作者简介：方芳（1993-），汉，女，安徽省池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博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近代文明主义的思考
---读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
许琪
针对游牧民在东西方眼中，几乎已经定型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杉山正明通过详实的史料，超脱了欧洲中心论的视野，以所谓的“复眼的视野维度”，客观地分析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亚欧大陆游牧民作为历史发展驱动力，对欧亚大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变革。杉山正明以一种新的世界史观，重新审视了游牧民对世界史形成产生的巨大影响，重新审视了什么是文明主义、什么是近代精神，给我们带来世界史的一种独特的思考角度。
一、“文明主义”的偏见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一样，都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文明类型。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它们之间的斗争。在西方，希伯来语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和亚伯是兄弟，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他们各自向耶和华献出自己的供物，然后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该隐于是心有怨愤，后来在田间，该隐打了他的兄弟亚伯，并把亚伯杀了。就反映的是一种畜牧业和农业之间的斗争和冲突。
在中国，我们往往也会将其简单的二分法：一边是汉族的文明世界，一边是长城之外由沙漠和草原交织的游牧民族。作者认为“五胡十六国”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人为意图的成分，会误导听到的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在这个时期是“周边蛮族”在中国横行的时代。但事实上，观察整个中国的历史发现，可以被称为纯粹的汉族王朝的顶多也只有汉、宋、明这三个朝代。不管是在“五胡十六国”或是在北魏之后的王朝，纯正的“异族政权”“中华王朝”，原本就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汉族、非汉族混合的状态。
因而作者认为，擅自将历史及区域进行切割的想法，其实潜藏着某种类似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主义”，或者说是复制和模仿，作者认为“过度的切割反而会无法涵盖历史现实”，过度的切割反映了处于一种满足于自我所属的“文明世界”的高墙内，站在墙的一边欣赏和观看另一边的历史，使研究陷入一种唯我独尊的状态，反而会远离历史，看不到人类史的整体面貌。应该认识到人类生存方式以及文明的多样性。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无论是中国、西亚、印度或者欧洲，都有游牧民族的行踪，推动地中海文明发展的波斯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都与游牧民族有关。游牧民族的驱动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并导致罗马帝国的分裂及东、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国家”与“民族”的思考
杉山正明在本书中还着重讨论了“民族”与“国家”的理解。作者的观点是“国家及民族都是历史上的生长物。不仅会变质变形，还会消长及生灭。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有国家，之后才成立民族。”反过来认识是不正确的。
“只是单纯地以一种颜色涂划得‘国家’及‘民族’，不管在哪里都未曾存在。”1206年，成吉思汗将自己的牧民联盟命名为“大蒙古国”的时候，蒙古就成为了国家的名称，而并非是人种或是民族的称呼。此时的“蒙古”，完全没有可以用“民族”这个词汇称呼的相同性。在蒙古与金的战争期间，“大蒙古国”的牧民开始拥有自己是“蒙古”的意识。即使在对内方面还是会说自己隶属于各式各样部族或氏族，但在对外时则会随着庞大的战利品而自觉属于“蒙古”这个集团。在进攻金作战过程中掳获的人民、财物等都是让人心情激动的战利品。但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最大的战利品应该有两点：第一是让牧民们根据自己的计划而采取组织行动；第二是让这些牧民们拥有对于“蒙古”的共同意识。成吉思汗的大规模远征行动，或许也可以将此称为“民族移动”。但若更正确地表达的话，是属于“国家移动”，包含了培养由“民族”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并让其更加坚定之意图的大作战。总之，在成吉思汗治世的21年之间，蒙古被证明具有组织化的强大战力及坚定的“共同体”意识，率先成为史上少见的“游牧民国家”。
作者在这本书的最后写到“不会过度偏向特定价值观的新世界史样貌，就是从谦虚直率地检视过去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西方中心史观所带来的各种负而影响，作者认为“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己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联密切的‘国界’的概念，也该从基础重新检视。从人类史的高度去理解、重构世界史。
作者简介：许琪（1993—），汉，女，山东省济宁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
游牧民的挑战
——读《游牧民的世界史》
刘晓伟
作者简介：刘晓伟（1990—），女，汉族。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世界版图中“移动文化”的力量
——读杉山正明的《游牧民的世界史》
岳君惠
摘要：杉山正明是站在中国文化版图之外去审视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文化，他在正视弱小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文化并不具备高贵和卑微之分。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值得尊重，每一种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没有纯粹的文化一样，都是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沟通。通过分析由于各种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交织形成的“移动文化”不断向外扩展中与“内在累积文化”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全球化。“移动文化”是发出了弱小群体，族群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心声。如同萤萤之火，照亮了世界文明的征程。对于现今学者正视游牧民文明的力量，纠正传统的文化观具有很深的挖掘意义。
关键词：移动文化；视角；游牧民
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重申自己的文明观，他认为游牧民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体制。在前近代的欧亚大陆世界史中，被军事力量支撑的政治权力建立汇聚了人类及各地的“国家”。“国家”这个政治权力的架构赋予人类集团集中性，而这一点借由经历过某种程度的岁月后，就会成为与文化、语言及生活习惯也具有一体性之事物。也有不少这种人类集团成为现代“民族”原型，虽然在前近代中有些程度差异，大致上还停留在松散、暧昧的状态。若将“国家”的架构改变的话，通常这个“原始民族”的集合体也会改变。总之，是富含了显著可变动性之物。
“国家”及“民族”都是历史上的生长物。不仅会变质及变形，还会消失及生灭。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是先有“国家”，之后才成立“民族”。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民族”存在，而“国家”于其后才出现的这种想法，恐怕是误解。杉山正明先生作为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或历史看得非常清醒，他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把中国游牧民放在亚欧大陆游牧民群体中去解释中国游牧民对于世界史的看法与采取的行为。
一、追溯游牧民集团形成的原因
从游牧团体的生活方式方面来看，杉山正明先生在书中高度赞赏汉武大帝与忽必烈及冒顿单于。并在书中称冒顿单于为“英姿焕发的英雄”，在备忘录中却说汉武大帝为“可怕的帝王”。这充分的说明，游牧民的团体虽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却产生能量却是巨大的。所以，这样一支自发组织形成游牧民团体在世界史的进程中带有动感性，具有跳跃性。正如杉山正明先生在书中涉及到的欧亚大陆之外的欧洲及古希腊海洋王国的国家的形成的源流具有相近性。在书中，杉山正明在第三章：追溯游牧国家原貌中举例说明“斯基泰”虽然是以游牧民为核心所形成的“国家”但却不是以斯基泰“民族”为单位的游牧民族国家。此外，就算说是“游牧国家”，但在世界史上由单一游牧民集团所形成可被称为“国家”之案例是相当少的，作为其开端的斯基泰是个集合各种各样，种类众多人类集团的联合团体。书中的杉山正明先生对于这样由不同部落以及不同人种相互结合的斯基泰给予了确切的概念去显现其移动性的特点。
杉山正明用历史史料说明斯基泰这个来自希腊语的“称呼”必须要与“塞种人”做连贯的思考。他认为，两个词汇的基本要素具有共通的。在中亚地带让骑乘技术发扬光大的伊朗系游牧民其中有一部分从里海开始往黑海北岸地区移动的群体，就被称为“斯基泰”。斯基泰可以说并不是具有统一制度的高度集权制国家，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核心领导，只是表现的是一个流动集团在不断生长、发展、不断地适应特殊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多个小的游牧民集团。
由此可知，不论是游牧国家还是农耕帝国，当大型的国家形成时，其开端是很相近的。终究不论哪一个的权力核心都是具备丰富移动性、集团性、机动性及战斗性的军事集团，若缺少这样的威力就无法建立帝国。再加上为了让权力及疆域更加扩大，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联合体”这一面向；更进一步地作为其结果的广大国家中，理所当然的会强调超越种族主义及地方注意的混合性格。而这些与近现代所编织形成的的“民族”的界定是完全不相符的。而在现今的世界史中，只是用一种颜色涂划的“国家”或“民族”是不存在的，纯粹单纯的国家是比较单一的文化，然而存在于世界全球化的文化版图中，始终是处于不断融合、碰撞的状态，是不断进行文化的交替，文化的平视的状态中，所以说文化是一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精神内核。而游牧民集团的文化呈现的是多元胡和不确定性的，但精神的内核永远在不断成长的状态。
二、游牧民促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贸易圈形成
杉山正明先生不仅从地理、历史等方面论述游牧民集团推动世界史的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在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贸易从经济基础上使陆地经济贸易与海洋贸易之间架起桥梁。然而在书中，杉山正明特别强调忽必烈的经济头脑使得中国版图中沿海港口能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众所周知，元代的忽必烈则是通过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双重途径去沟通亚欧大陆之间的联系。杉山正明也在书中论述了游牧民族与绿洲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经济活动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互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维生的游牧民族，需要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聚集。”作者是通过突厥与粟特族之间的合作关系来证实。作者也讲到：“拥有军事力量的游牧民与拥有经济力量的绿洲贸易民的共生关系，虽然从前开始就可见到，但到了突厥与粟特族的合作关系时，则是以欧亚大陆规模展开，之后更成为撼动欧亚大陆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知，游牧民集团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彼此分散，孤立的绿洲城邦提供庇护，而与绿洲城邦的商业贸易中获取财富则为游牧集团提供必要的经济力量，这也构成欧亚大陆世界史中南北关系的重要特点。
由忽必烈及其智囊团所形成新国家方式之最大特征，正是全面掌握经济这一点。而且，从以大元汗国为主要核心的整个蒙古疆域开始，甚至包括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也都是被卷入这个范围超级广阔的物流及国际贸易，是由国家主导有意识性地创造出来。在书中，杉山正明先生运用一个形象比喻，他将欧亚大陆版图比作了人的身体，我认为是很恰当的，仿佛游牧民集团相当于不断循环的“血液”蒙古帝国扩张形成的地理版图是“骨骼”，而至于元大都，则是“心脏”而建立的伊朗系统的穆斯林与突厥系统的回鹘。这两个国际商业组织，远早于蒙古出现之前，已经成为串连欧亚大陆物流及贸易的双手。并且忽必烈还形成维系“世界”的营利组织——斡脱。在整个营利组织中能够使整体达到活性化的“氧气”角色之实现者却是“银”并使整个欧亚大陆及北非都被银的使用这个共通价值串连起来，跨越区域，跨越“文明”，跨越国境，成为人类史上首度出现的“银世界”。总之，在忽必烈政权的统治下，是以银为媒介，将经济及政治组合在一起来促进人及物品之间的循环贸易。并且不再仅仅局限于欧亚大陆，而且跨越了陆海进行更广阔的贸易。
所以在游牧民集团的视野中，世界史的发展也是经济萌芽成长的过程，政权更加热衷于贸易利润，虽然国家本身借由先进行组织物流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营利团体之情况，到当时为止并非没有先例。所以杉山正明先生在书中提出的从经济角度去看待游牧民对世界史历程的推动作用具有独特见解。作者的角度不再是从国家或政权，而且也不管在各地生活的人们也都跨越了原来狭小的生活圈。开始接触到从外地来的人们及事物，尤其是银的接触。那么，我们可以由此而推演出：借由银形成“现金经济”开始扩展到世界领域，从而形成“商人”集团，从而也促进其原始资本的累积，形成近现代商品经济组织的雏形。也形成世界经济贸易的不断交换和不断地流通。可以说，在蒙古时代便已经出现现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曙光，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先声。
三、对于从何种视角去看待和研究世界史的思考
首先在与牧民集团中，游指的是迁移，牧指的是畜牧；牧民中文的发音是mu-min微妙地具有休闲、可爱的音律。在书中，杉山正明先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去界定“游牧民”：有人在无垠广阔的地带生活、畜牧移动，所谓的游牧民即借逐水草而居的方式在既广又干燥的荒凉不毛地生存繁衍而不辞劳苦，是在意义非凡。所以由此可知，游牧民集团比较自由，不确定，齐文化也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丰富起来的，相对来说其文化的传播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传承文化。动态性使得游牧文化不可能像汉族的农耕文化那样有一定的组织，形成固定的文化仪式，一定的伦理制度去对于文化记忆去加强，去保持着对于文化的绝对崇拜。动态性使得游牧民的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更加具有活态性，反而更加的深入人心和深入游牧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次，运用复线的眼光看待世界史。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不将所有的焦点都集中于某一事项，而以不偏颇的心态将所有事物进行相对位置分配以达到综合性掌握，因此从外侧观察的视线就成为研究者必要的一种思考方式，不能利用刻板的印象对于一种文化进行绝对的价值判断，这样是有失偏颇的。
最后，是采用整体的眼光看待世界史。在书中，杉山正明先生说过：“在这之前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时代中，以纯粹的农耕国家以及纯粹的游牧国家作为两级，在这之前，混合了定居型及移动型要素的众多权力则是五颜六色的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擅自将历史及区域进行切割，过度的切割反而会无法涵盖到历史现实。若在全面的转动的历史世界中切割建立超过需求之墙壁，就变成是历史研究者自我满足于自己所有的特定文献及其所属的一个“文明世界”。反而会陷入唯我独尊的状态，并且看不到另一边的世界。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文明类型，并且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共存到至今。游牧民的开放性、自由性、敢于冒险性，充分体现了游牧民的巨大的创造性。游牧民文明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世界史使得游牧民的文明得到保存和传承。他并不是像我们传统观点所理解那样，游牧民集团就是无所事事，就是凶残野蛮，他也是很质朴的一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成长着，不断地衰落着。杉山正明先生使得游牧民文明得到了拨开云雾见天日的体现，他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我们不一样的文明。使我们打破传统的文明偏见，能够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游牧民文化，去不断地挖掘出游牧文化的精髓具有长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2.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亚洲的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世界历史的大转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游牧民偏见之解读
毕晓琼
在历史上生活于亚欧大陆上的游牧民群体，长期以来一直经受着东方学者“野蛮、杀戮”等很多负面性质的评价。而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他的《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向读者重新揭示了这历来为人们所不齿的庞大又特殊的群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于说作者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看待这个特殊的群体——游牧民族。
作者简介：毕晓琼（1992），汉族，女，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5级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代边塞文学。
管窥历史中被忽视的游牧民族政权
——浅析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
杜毓婕
摘要：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著作《游牧民的世界史》从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更迭变幻探索世界格局的交替，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研究游牧民族的新思路。杉山正明认为，在中国版图内的游牧民族历史存在着对“民族”、“国家”等概念界定的轻率、中国自古“华夷思想”导致的历史观的单一、以及非汉族统治者对“华夷思想”侧面的认同等一系列的问题。
关键词：游牧民族；华夷思想；历史观
杉山正明从一衣带水的邻邦带来的对游牧民历史的研究，因其亲近的地缘关系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我国研究欧亚大陆游牧民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杉山正明用大量的篇幅论述着中国版图内游牧民族政权的更迭变幻，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推论。
一、对“民族”和“国家”的界定太过轻率
杉山正明在提及困扰中国汉朝政权的游牧民族——匈奴时认为，以“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形象，可能有点言不及义，观察世界史过程发现，数个创建堪称“游牧民国家”的案例几乎没有纯粹仅由游牧民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状态，属于多元种族国家。而所谓的匈奴，并非是种族的名称，而是国家的民族。
从以前到现在，我国学界一般都毫不在乎地将这个“集团”称为“民族”，而且还将这个极度轻率地使用的“民族”这个词语，而与带有现代相对沉重现实的“民族”放在对称位置上，这就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解，并经常轻易地就以相同方式看待并且进行论述。更直接说，至今关于历史上“民族”及“国家”之讨论都太过轻率。
轻易地将它以相同国家般对待，就是传统的断代史观念。虽然汉朝与匈奴的并立确是事实，但目前国内的对汉、匈两国关系的认知观念，大多是受到华夷思想、正闰论、正统史观的影响。
二、“华夷思想”导致的断代史观认知单一
所谓的“华夷之别”，其基础是相对于“中华”的“夷狄”的设定。杉山正明认为，“如宇宙般将“中华”放于中央，在其外侧的就成为“夷狄”之二元世界印象，都是相当后期的事情，在秦汉以前根本是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
在此论述中，杉山正明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自我中心论”颇有成见。他认为，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限。
毕竟汉朝真正成为可被成为汉朝者，终究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开始。
在我国传统历史观中津津乐道的“班超通西域”，可能并非如绝大多数人所知那般。匈奴处于“南北分裂”的形势中，东汉政权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塔里木盆地，也就是由著名的班超主导之统治帕米尔高原以东绿洲地域。然而犹如众所周知，班超的“西域经营”是建立在绿洲各都市的势力均衡状态之上，非常脆弱。
又如，从4世纪初开始到5世纪中期左右的中国分裂时代，通常将其称为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代。所谓的五胡，就是指匈奴及其旁支的羯、西藏系的氐以及羌、以及鲜卑，因为他们接连在华北各地建立政权，合计共有16个国家的兴起于灭亡，故得此名。但这一时期却往往不被历史书写者所重视，原因可能在于战乱时期文化的凋敝，但根本上是汉族统治者正统历史观所导致。
南北朝时期的八王之乱不仅是单纯皇室内乱的分歧点，更可说就是这个时刻，虽然一部分看起来是以下犯上，但更接近现实来说，混合了草原及中华、汉族及非汉族的时代，就在这之后，以清楚的姿态出现。
以中华风格统称为五胡十六国的这个大分裂时代，为何会由匈奴集团扮演其开幕角色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现实上具备杰出的军事能力之外，也不可忽视非汉族群体们的共同意识。
一个时代在此终结，下个时代已经展开，这就如同常言道一般，确实是个大分裂时代。但在另外一面，却也是个大融合时代。在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等各个面上都有交流。
三、非汉族统治者对“华夷思想”的侧面认同
刘渊何以身为汉、匈两族融合的统治者，却仍将国号定为“汉”？可见其侧面反映着对汉朝的认同与肯定。也可以说是非汉族统治者对“华夷思想”的侧面认同。
又如我国封建王朝的高峰——唐帝国。其前身是由鲜卑拓跋部集结而成的代国，从代国开始经历北魏、接着到唐这个朝代，虽然中华风格的王朝名字不同，却是个连续的国家。直至907年唐王朝灭亡为止，可以说五胡中的突厥、蒙古系鲜卑的血脉在“拓跋国家”的中心连绵延续。
而以《晋书》为首，于唐朝著作完成的正史中，尤其是关于非汉族王朝的部分，一则是为鲜卑族祖先正名，另一则更是对汉族正统思想的认同。而《晋书》的编纂者，是在中国史上以作为名臣代表被称为“房杜”的房玄龄（另一位为杜如晦），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臣幕僚们。在这些正史中的华夷思想本身，也许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初期的政治态度。
作者简介：杜毓婕（1992—），汉，女，山西省太原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关于“游牧民”刻板印象的校正
王俭锋
1.游牧是一种生活形态
2.史料书写的局限性
所谓历史，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在已知的史料之中，我们不太容易发现游牧民的身影，一直以来，历史书写均以汉文化文明圈、西欧文明圈为主体，对游牧民的叙述只言片语且不公正的被贴上“野蛮”、“破坏者”、“不文明”等贬义标签。游牧民及其社会、与以其为核心建构的国家在历史中的影响，都没有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评价。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记载之少还可以归其原因为游牧民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但书写内容的扭曲却是记录者所持立场的问题。往往多是误解、颠倒是非。这样的历史书写，其局限性不言自明。无意习惯性而为尚且可以原谅，恶意书写却令人厌恶。作为历史事件的编写者，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忠实的记录现实，不应该掺杂主观评判。他者角度的书写更应秉持客观的态度，否则会给后人的文化研究带来很对的困惑，甚至误导研究方向，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做“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在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古今亦然。此书站以游牧民的眼光看待世界文明的变迁发展，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历史，这也是我们在跨文化研究中应该持有的态度——超越民族。
3.超越“民族”
结语
作者简介：王俭锋（1993—），汉，男，甘肃天水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游牧民----推动欧亚世界史重要角色
马晓茜
摘要：作为日本研究草原民族与蒙古历史的第一人，山山正明杉山正明在他的《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提出“欧亚世界史”的构想，杉山正明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中心的视野，将以往“野蛮者入侵”或者“军事破坏者”游牧形象彻底颠覆。通过详细的史料力求还原游牧民的真实面貌，并提出了游牧民才是欧亚大陆历史发展的驱动力，是欧亚大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这对于我们突破中原史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游牧民；主义
一、跨越民族与国界的联合团体
二、狭隘的“中华主义”与“华夷之别”
由此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游牧民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呢？我们对周边区域一直是采取蔑视的说法，例如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杉山正明试图告诉我们应该打破这种狭隘的“中华主义”，消除带有盲目自大的华夷之别。在书中他提到“所谓的华夷之别，也就是相对于“中华”的“夷狄”之二元印象，都是相当后期的事情。在秦汉以前，根本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列如周王朝本身应该是戎狄出身，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居住于岐山，该地居民原本就是西戎的子孙。并且从秦朝的发展史来看，秦国也属于西戎的变种，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与戎王“义渠”私通并将其杀害，得到渭水以北的广阔疆域，其结果让秦国发展壮大，这样看周和秦是很难被称为单纯的农耕国家，是混合草原及中华、汉族和非汉族的时代。
中央欧亚大陆的一个主要的气候特征就是干燥，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人们学会了移动生活，逐水草而居，也就出现了游牧生活方式单纯的游牧生活是无法做到自给自足的，因此游牧民带着收成到绿洲城市与城市市民或农民进行交易，在中央欧亚大陆，游牧民的移动串连起点状的大小绿洲，与此同时，与中央欧亚大陆相邻的不同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因游牧民的移动而变得可能。游牧民族是一个游动性较强，缺乏固定的地域观念的民族。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着经常不断的交往,他们一方面采取交涣、互市。另一方面，又常常采取攻伐掠夺这种特殊的但又是最主要的战争方式。但是这种流动与移动性为世界注入新鲜的血液，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我国今日广大疆域的奠定，促进欧亚大陆一体的构成。
作者简介：马晓茜（1993—），汉，女，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被淹没的草原游牧文化
王琳
在这本书中，杉山正明先生提出了“欧亚世界史”的构想，作者在本书中对西欧中心史观和中原中心史观的影响下，对游牧民族的歧视、误解、偏见、狭隘、主观的态度和观念的批评与反思贯穿始终，这也是本书中的一大特点。作者杉山正明先生首先在自序中阐明了观点，明确指出了草原游牧文化的被掩盖性和被误解性。他说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谈到游牧民族，都会直接的以野蛮、杀戮等刻板印象来描述，杉山正明的努力正是在极力的消解这种刻板印象。
运用多元的眼光看待世界史这是杉山正明看待游牧民的世界史的眼光，他在书也说“在这之前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时代中，以纯粹的农耕国家及纯粹的游牧国家作为两级，在这之间，混合了定居型及移动型要素的众多权力则是五颜六色般存在”。这些政权都具有着游牧、畜牧、农耕及商业等多面向的文化、族群，如果我们用西欧的民族国家理论这单一的画笔来描绘这别开生面、纷繁复杂的世界，或者仅仅用西欧的民族国家理论来解释亚欧大陆不同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很牵强的。所以，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化、全球化时代，如何认识这个具有历史与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作者在最后也再次明确提出“当要摒除至今为止的历史样貌及文明样貌之倾斜，或许中央欧亚大陆的游牧民之历史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视点。
[1]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王琳（1991—），汉，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非刻板与非主观
——读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有感
郑睿
关键词：杉山正明游牧民刻板印象世界史
在本书的开篇，杉山正明对历史做了这样的定位：“历史不只是讲述已经死掉的过去，而是清楚地呈现创造出连结现在过程的各种行为，更是掌握未来的最大粮食及手段。各种历史到了最后都会成为跨越时空的世界史。”以游牧民的视角来看世界，这也是世界史。杉山正明作为一名世界知名的蒙元史专家，他并不认同15、16世纪关于由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世界史这一观点，因为这个体系带有明显的西欧中心主义。因此，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他主要叙述了3世纪到14世纪的游牧民的世界史。他打破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限定，打破国界，立足于游牧民在中央亚欧大陆的生活和历史，克服带有偏见的西方中心史观。
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辨”一说法，这是一种“贵华夏，轻狄夷”的思想意识，因此，以中原为主体的政治经济组织往往在历代的君主身上都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是对于除汉民族以外的民族的歧视，甚至对于整个游牧民的行进存在偏见。当我们研究某事某地的历史发展时，除了考古的发现，另外关于书面文字的记载也是重要的参考。但是由于中原文化的不自主的主观性，或多或少的存留了“他者”视角下的观点，而导致我们无法真正以客观的视角了解曾经的历史进程。所以不难看出，若要寻找历史的痕迹，仅从一主体出发是不够的，不可因为现今认为中原汉文化为主的视点，反之认为其文化是凋敝的，全面的看待亚欧大陆中心地带上的游牧民的活动，要从新视野出发。以鲜卑的发展来看，其主要影响实在南北朝时期。经历两晋的更替，拓跋鲜卑在北方统一了政权。这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一支力量，当与中原文化的农耕文化相遇时，是相互促进和吸收并不断前进的，所以不仅是民族的融合，文化也经历了融合发展，而鲜卑只是漫漫历史长路中中的一部分，在这广袤大地上的游牧民不仅是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建造者。
[1]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6,9,18.
[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3,426.
作者简介：郑睿（1993—），汉，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想象多于现实中的游牧民
——《游牧民的世界史》书评
张超
至今为止，关于蒙古及其时代，都用不怎么好的印象来描述。会先出现的都是暴力、破坏、杀戮、打压及野蛮等坏印象。若说到蒙古，通常会以残酷的印象进行讨论。
对这些人来说，从亚洲最深处出现的次等野蛮人是在过去所经历过、教人讨厌的历史黑暗部分，而蒙古正好成为攻击的目标。有趣的是，那种情绪在被称为历史研究者的人们心中也产生默契“前提”，让历史的解释及说明有了一层深色黑影。
此种情事就是名为“文明主义”的偏见，或者也可以说是骄傲自大。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现象，原因是因为直到最近才得以利用大略的东西方文献及原始典籍史料来解读蒙古及其时代。
在这之前，就算是被世人极力赞扬为“大学者”、“大历史家”或“大历史哲学家”的意见，都不过是感想而已。若换个说法，是自我放大的骄傲之言。仅因为周遭的人都那样说就将根本没有明确证据的事情以更像事实般加油添醋地述说之人，即使是在被称为“研究者”之中应该也有不少。总之，无论是过去的“文明人”及近现代被称为思想家、历史家及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对于超越自己理解的框架这件事，都有着某种共同的过敏。他们在潜意识当中，无条件地想要相信自己的“文明”之优越性。在无意识之间，就站在一个轻视过去事物并进行判罪之立场。
蒙古就成为最恰当的“坏人角色”。“野蛮”游牧民代表者的蒙古曾经将世界引导到新阶段，而说不定自己或许也是超越时代的受益者等这些事，他们应该是连做梦也没有想过。导致偏见的根据，经常存在于那些人的心中。而没有根据的批评因为会倾向情绪，经常容易变得更加激烈。
无须认为历史研究者会仅就其直接取得原始典籍史料所确认的事实而作出发言及叙述。况且，以那些历史研究者的“成果”为基础而用更像“道理”般叙述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吧！不将事实当做事实看待的意识，相当可怕。原本历史面的真实，就有各式各样，而到底该将哪一个当做真实，也确实有很多难以捕捉之处。但用这个作为理由而将追寻过去事实这件事当做全部都是空谈，则是太过极端的想法。
这种情况就是将历史陷入虚无主义教义中，最后翻脸威胁地说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相那么干脆只要有趣不就得了，将后现代的荒唐正当化的想法很容易就会让情况变得稀稀落落。
事实上在历史中，还有很多无可否定的事实。但问题反而是能否直接地承认“不知道”。
忽必烈的国家构象框架，是将蒙古传统的”草原军事力量“与欧亚世界最大的”中华经济力量“合并成为一体，并且进一步地全面活动自蒙古时代一来都是共生关系的”穆斯林商业力量“（尽管说是穆斯林，在此是专指伊朗系的穆斯林。总之，就是说波斯语的人。以他们为领导的国际商业组织中，回鹘也被包含在内）以达到经济统合的新形态。若换成现代用于表现，忽必烈的新国家是个超大型军事国家，也是超大型经济国家，而且是以贸易立国的超大型国家。在某些方面也与现今的美国相似。最重要的是，不论是游牧国家也好，或是农耕帝国也罢，当大型国家形成时，其开端是意外的相近。终究不论哪一个权力核心都是具备丰富移动性、集团性、机动性及战斗性的军事集团，若缺少这样的威力就无法建立帝国。再加上，为了让权力及疆域更加扩大，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联合体”这一面向；更进一步地作为其结果的广大国家中，理所当然地会强调超越种族主义及地方注意的混合性格。
13世纪的蒙古帝国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帝国依托称为“斡脱”的营利组织并借助白银的流动，建立了将欧亚大陆和北非囊括其中的大交易圈。欧亚世界史进入了一体化的时代，蒙古帝国成为世界史的分水岭。在作者看来，蒙古帝国对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立足于游牧民的历史而建构的“欧亚世界史”观对于克服西方中心史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杉山正明看来，“某某地域史”、“某某文明圈史”的立场只不过是对西方中心史观的模仿和变相复制而已，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史的高度去理解、重构世界史。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写到“不会过度偏向特定价值观的新世界史样貌，就是从谦虚直率地检视过去开始。”（259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西方中心史观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张超（1993-）女，汉，吉林省长春市人。就读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6级民族文化传播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