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深刻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构境
张一兵
原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摘要: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在劳动分工中，这个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总体功能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分工之下新的劳动总体性是工人们手中碎片化劳动的重新结合关系。这种新的结合所赋型的总体性力量，同样不是个体劳动的直接技艺和能力，而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负熵力量。在机器化大生产中，机器将过去分散的工具整合为一个成套的系统，原先属于工人的劳动目的和上手性的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技能，现在转换为科学技术反向对象化中的工作机的合目的性工序和客观机械机制。科学技术的出现，应该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中的根本改变，即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及物性创造活动，转换为远离劳作的纯粹塑形—构序实验和理论研究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活动。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协作结合科学技术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思考得到了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历史分析中，捕捉到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共同活动中生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以及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反向对象化中出现的全新情况。马克思的这些思考直接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本文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推进研究之深入。
一、从劳动的简单协作到分工中的结合
在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经济学研究中，他深刻透视了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本质，由劳动者主体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整体，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怎样生产”的宏观生产话语，得以进一步深化为怎样劳动的微观构式——劳动话语。可是，为了理论塑形逻辑的需要，这只是讨论了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在这种抽象理论构境中，“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1]悬置了实际上同时发生于这一劳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分析劳动过程的具体思想构境中，他也科学地透视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进行劳动物相化[2]活动时，相互之间协作和合作关系赋型的“共同活动”的历史进程。这种劳动物相化过程中的主体际关系，将是人们更广泛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的基石，也是人的历史在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内容。
（一）早期自然经济中农耕劳动的共同活动方式
（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劳动协作
第一，简单协作劳动的同一个社会物相化空间前提。马克思说，手工业生产中的简单协作就是“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Zusammenwirken）。因此，许多同时劳动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在一个地方）的密集的定在（DaseinderAgglomeration），这是协作的第一个前提——或者说，它本身已是协作的物质定在（materielleDasein）。这个前提是它的一切更发展的形式的基础”。[11]这是说，手工业劳动中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协作，必须以一个社会物相化结果的“物质定在”为前提，这就是“同一个空间”中的密集劳动，这也是最早的工业生产社会物相化空间中工厂厂房的出现，它的长处在于对原料和工具使用的共享，以及劳动者之间的技能交流、学习和促进。这里工业生产中出现的社会物相化空间，是异质于农耕文明中基于大地的自然物理空间的，因为，厂房已经是劳动物相化的结果。
（三）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劳动的结合力
二、从劳动对象化过程到机器生产过程的历史性转变
在这里，马克思将机器的发展视作“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这意味着，他首先从正面肯定机器化大生产会使人类社会定在和现实生活获得进一步解放的客观可能性。“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altenTheilungderArbeit）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Krystallisation）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整体工人的关联体（Gesammtarbeiters）即结合工人个人（kombinirtenArbeitspersonals）的构成（Zusammensetzung）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21]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世纪50、60年代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分析是不断丰满和深刻起来的。总括起来，有如下重要观点。
（一）作为劳动过程被动中介手段的工具转换为大生产过程的自动机器系统
马克思指出，如果进一步对比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工人与工具的关系与机器化生产中工人与机器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前者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Virtuositt）。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26]这是十分生动的比喻。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工具是工人肢体器官在劳动过程中的外部延伸，工具是因为它成为劳动活动的中介而分为劳动者有目的的塑形和构序对象功能中的爱多斯“灵魂”，而机器本身就是有“灵魂”的“能工巧匠”，并且，这个“灵魂”不再来自工人当下劳动物相化技能的在场主体性经验赋型，而是来自不在场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实验与学术研究。特别是当机器发展到自动机器体系时，它直接将劳动过程转换为人之外的幽灵般机器自动生产过程。马克思一定意识到，这正是一头雾水中迷失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在“机器生产论”中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历史基础。当然，也会是马克思自己在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注意到，机器体系逐步成为独立于劳动者的先验物性机械装置。在他看来，“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Metamorphosen），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automatischesSystemderMaschinerie，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Automaten），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27]
受到《伦敦笔记》中“工艺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认识到，机器通常由发动机（Bewegungsmaschine）、传送机（Transmissionsmechanismus）和工具机（Werkzeugmaschine）构成。其中，最核心的是取代了人手和人力的工具机和发动机。一是工作机取代了原来人的劳作肢体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功能，“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30]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取代了人手操作的工具机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的起点。二是马克思分析说，“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31]在过去的手工工具的使用中，人的体力是劳动活动发生的动力，而当机器中的发动机出现之后，通过传送机获得动力的工具机则会表现出对人的完全独立性。“在工具由人的有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32]这是说，由发动机和传送机带动的工具机，使机器成为独立于劳动者的机械装置。
（二）劳动主体塑形和构序活动的技艺转换为机器转运的客观工序
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比较重要的历史性深化层面。机器生产作为劳动资料的变革形式，最根本的转换在于它从劳动主体使用的中介性工具，变成了完全在劳动主体之外客体运动的“物质存在方式”，它用自然力取代了人的体力驱动，用劳动过程中客观抽象和分离出来的科学技术爱多斯取代了劳动技能的主体经验（“成规”），原先对劳动协作和分工的生产组织结合，从“局部工人”主体际的合作与结合关系场境直接转换为一个机器生产“有机体”的内部协同—耦合运动。这个机器生产的“有机体”，是一个关于社会历史负熵增殖的复杂多重转换变体。同样，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原有的视域中，是难以透视的认知对象。
（三）作为机器生产附庸的祛技能化劳动
这是说，原来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属于工人的怎样劳动的先验性技能和方法，现在完全被机器运作的内部物性机制所取代，被祛技能化了的劳动者现在被祛除或者弱化了劳动目的和爱多斯之相，只表现为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机件”，在能动的“活”的机器系统的点状位置上，工人只需要完成作为生产管理者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
劳动活动的这种祛技能化的改变又表现为两个结果：一是劳动本身变得简单化和同质化。马克思认为，在机器化大生产中，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Kunstcharakter），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二是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etwasAbstraktes,Gleichgültiges），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reinabstrakteThtigkeit），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毫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stoffliche）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37]
因为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所有“技巧”都被客观地抽象为科学技术，并重新对象化到机器的物性工序机制中，那么，工人现在无爱多斯的劳动就变成纯粹抽象的活动（reinabstrakteThtigkeit），成为面对机器的“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毫不相干的活动”。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显然受到黑格尔相近观点的影响。[38]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劳动活动的主体变成机器生产过程旁边的监管和协调的助手，即便这种劳动也存有一定的目的和技能，那也是十分有限的。依马克思的看法，“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modificirtenNaturgegenstand）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unorganischeNatur）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39]
现在新出现的情况是，工人的劳动本身不再直接成为生产塑形和构序对象过程的力量，劳动不再是“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工具的操控者，而是“工业的自然过程”——机器自动运行的看管者。工人从劳动过程的“主体作用者”，转变为机器生产过程“旁边”的助手。体力劳动的在场性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它不再是劳动塑形和构序的主体和负熵源。
（四）隐性场境转换
在机器化生产过程，分工也不再是一个主体性在场的劳动分工，而是机器本身客体构件和技术工序的分立，甚至是机械与化学中的分解技术应用。同时，劳动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场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一点上，如果比较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化大生产，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CombinationvonArbeitskrften，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gemeinschaftlicheGeist）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42]这是说，原先劳动者在分工条件下的结合力，从主体际合作关系场境中的结合力量和“共同精神”都被客观抽象出来，并经过科技物相化中介直接“转移”为机器的客观运转机制。这正是工具理性的历史性缘起之一。在机器化生产中，“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43]
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之间的结合关系场境，是人与人之间的主动关联，而在机器系统中，生产本身的结合关系变成了机器系统的工序集合，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由机器体系内部机能从外部“被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这里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极为细致地看到了机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主体性的协作与分工中的社会结合力消逝在客观工序机制中。可是，还应该说，这种现象是伴随着另一种纯粹主体性的出现而发生的，因为，机制工序和机制对劳动分工与协作结合力的吞噬，恰恰是以科学技术实践中的主体设计为前提的，机器工序和运行机制绝不是物质系统自身具有的东西，而是新型科学技术活动中非及物劳动主体塑形和构序的重新对象化结果。这当然也是科技物相化的重要内容。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深化构境层需要留心的地方。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本质的讨论很深地触及了这一点。
三、科学技术是抽离于劳动过程的非及物纯粹塑形和构序
齐泽克
具体说，这种双重抽象又展现为两个重要的历史分离层面。
现在，马克思告诉我们，机器化大生产中的劳动生产力已经不再是工人自己的劳动活动直接改变外部自然界的能力体现，而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构式过程：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