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5月27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倒戈清军。10月30日清顺治帝定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后，由于郑成功割据福建沿海，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清军无力海上制胜，于是实行了一系列禁海令。郑成功（1624－1662），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其父郑芝龙早年赴日本九州，投靠海盗头子李旦，后接收其船队。1624年8月（明天启四年），颜思齐、郑芝龙等信奉天主教的海盗头目，密谋推翻打击天主教的日本德川幕府，因事情败露仓惶逃亡台湾笨港（今云林北港）。台湾古称夷州，隋炀帝大业6年（610年）曾派兵万人征伐；南宋时期派兵驻守澎湖，属福建泉州管辖；1335年（元朝至元元年）正式设立澎湖巡检司；明初海禁时曾派军驻守基隆、淡水港，万历年间正式启用“台湾”这个称呼。颜郑等人逃亡台湾后，修筑十余处营寨，招募福建泉漳三千余人垦殖台湾。颜思齐因此被称为“开台圣王”。目前台湾岛上2300万人口中，98%属于汉族，多为福建泉漳盗匪移民后代，畏威而不怀德，素有异心。
1624年9月，盘踞澎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军兵千余人，被福建总兵俞咨皋打败后逃往台湾，在台南修筑热兰遮城作为基地。大量台湾原住民因荷兰人带来的瘟疫征伐而死亡。颜郑与荷兰人有过摩擦，后双方划定了势力范围。1625年9月颜思齐在台湾嘉义病死，公推郑芝龙为盟主，此时台湾屯垦人口已超过万人。1628年郑芝龙率盗匪进攻福建泉州，后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官至总兵，负责替明朝征剿海盗和倭寇。1633年10月，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独霸东南沿海，拥兵数万，船只上千艘，控制欧亚海上贸易，号称“海上之王”。
1644年4月25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自杀殉国。5月15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郑芝龙被封为福建总镇，负责抗清军务。一年之后，清军进攻南京，朱由崧逃亡芜湖时被俘处死。1645年7月，郑芝龙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基，建立南明隆武政权。1646年7月，清军逼近福建，郑芝龙见局势不利，受到同乡洪承畴利诱，仅带心腹北上，暗中与清军洽降，被胁迫至北京。郑成功母亲自缢身亡，遂率部至金门誓师反清。朱聿键失去依靠后欲逃亡江西，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年44岁。1646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此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1647年8月（顺治四年），郑成功率部攻打福建海澄、泉州失败，清政府遂颁布《广东平定恩诏》，明确规定广东近海严禁外贸私船，以防接济海寇。禁海遂由广东起步。1650年秋，郑成功控制厦门作为反清基地，声势大振。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全面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然而清廷企图孤立郑成功的举措没有见效。敕谕实行了五年多，沿海对郑成功的粮饷油铁贸易不断。1659年7月，郑成功亲率水陆大军10万，战船290余艘，与浙东张煌言联手，北上沿长江进攻南京，声势震惊全国，后因中缓兵计，兵败退回厦门。清廷趁机派安南将军达素，率水师4万人追剿，在厦门被郑军击败。
台南赤坎楼（建成于1655年）旁的郑成功与荷兰人谈判雕塑。
禁海迁界——郑成功如何收复台湾
1661年2月5日（顺治18年），24岁的顺治帝因天花驾崩，7岁的皇三子玄烨继位，称康熙帝。11月郑芝龙被清廷处死。同年房星焕、黄梧（郑成功旧部）等人向清廷提出迁界策略，通过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断绝郑成功后援。清廷遂颁布《迁海令》，鳌拜强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30里，所有沿海房屋村舍一律烧毁，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越界者以死罪论处。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实施尤为严厉。禁海迁界给沿海居民造成了严重摧残，海外贸易和渔业生产陷入停滞。
禁海迁界的实施，对郑成功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进攻荷兰人控制的台湾。1661年3月，郑成功在福建金门料罗湾誓师，亲率2.5万大军，经澎湖进攻台湾南部。4月30日在台南登陆。随后郑军与荷兰人展开海战，夺取制海权，包围了荷兰人的普罗民遮城（台南赤崁楼）。5月4日，荷兰守军出城投降。郑军转而围攻热兰遮城（台南安平古堡），久攻不下遂转为长期围困，并派兵屯田征粮。8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来600多援军试图反扑，遭到暴风雨影响，郑军大获全胜。1662年2月9日，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全面退出台湾。郑成功大军随即在台湾开展大面积屯垦，奉南明永历帝，割据一方。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因内外交困病急而亡，终年39岁，葬于台南永康（后迁葬福建泉州南安祖坟），其子郑经继位。
1683年7月8日（康熙22年），清政府乘郑经死后台湾内乱之机，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2万水军，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福建东山岛启程，直取澎湖收复台湾。因台风季节，郑军以为清军不会冒险渡海；疏于防范之下，被施琅一战攻下澎湖。7月31日，郑克爽派人到澎湖请降，要求仍居台湾，被施琅拒绝。8月13日，施琅率舟师登陆台湾，受到百姓迎接。9月17日，郑克爽递送降书，缴纳了延平王等册印。10月3日，施琅亲往台湾，接受郑氏归降。在施琅促请下，1684年4月，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驻兵1万戍守。
台湾收复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开海贸易，康熙遂于1684年夏下令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海经商，鼓励外国人来华贸易。此后三年在漳州、广州、江苏云台山、宁波四地，陆续设立了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其中粤海关地位最高，不用听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下设7个总关口，在每一关口中，又设税官、夷务所、买办馆、永靖营等机构，负责征税巡防等事宜。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丹麦、瑞典等国陆续在广州设立商馆，其中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量最大。
海禁重开后，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出国谋生，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达上百船，回来的不过一半，不少人居留南洋。清政府因担心汉人出洋会聚集反清，于1717年（康熙56年）下达南洋禁海令。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到菲律宾和印尼贸易，南洋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夷船不得载华人出洋，令沿海炮台水师严加盘查。直至雍正初年，福建、广东等省才又陆续开禁。
1875年，北京古观象台台景。托马斯·查尔德（ThomasChild）拍摄，蛋白相纸。古观象台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崇祯年间（1629-1638年）由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先后制造了极限大仪、平悬浑仪、平面日晷、候时钟、望远镜、沙漏等仪器。照片右侧为南怀仁监造的地平经仪，重1.8吨。中间为地平经纬仪，重7.4吨；左侧为黄道经纬仪，重2.7吨。
历狱风波——西洋科学与政治斗争
清初海禁重开后，大批西洋传教士随之进入中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后，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允准。天主教于唐、元时期曾经两度入华，在唐代称为景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教，但都相继中绝。1583年（万历1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启了基督教第三次入华的序幕。其后各国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其中比较有名的有1597年来华的意大利人龙华民，1606年来华的德国人熊三拔，1619年来华的德国人汤若望，1658年来华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由于传教士多受过长期教育，西方科学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到1664年，有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天主教徒达24.5万人之多。
在来华传教士中，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资历颇为深厚。此人原名亚当·沙尔，出身德国科隆望族，精通数理天文和汉文典籍。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协助下，撰写《远镜说》一书，第一个将伽利略式望远镜介绍入中国；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经礼部尚书徐光启推荐，入钦天监供职，研究历法天文，并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此人被称为地质学与矿物学之父）撰写的《矿冶全书》翻译成中文，取名《坤舆格致》进呈崇祯帝。崇祯七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并受命督造战炮，将西洋火炮制造技术引入中国，著有《火攻挈要》（西洋火炮最早由徐光启从澳门引入中国，为英国式滑膛舰炮）。崇祯九年（1636年），汤若望奉旨设立铸炮厂，铸造40磅大炮20门。这种重达3000斤的前装滑膛铜炮，射程可达5公里，也被称为红夷大炮。火炮在明清战争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军都相当重视。清军俘获明军火炮后，也开始着手仿制。孔有德降清后，带去了整套铸炮制药技术。以汉军为主的炮兵，和以骑兵为主的满八旗配合，成为满清攻城掠地的劲旅。
1644年5月，吴三桂引清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7月29日，汤若望准确预报了9月1日的日食。因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汤若望得到摄政王多尔衮赏识，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负责修正历法。从顺治二年开始，汤若望参与修订的新历法颁行天下（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受封太常寺卿（掌管宗庙祭祀）等职，经常出入宫廷。顺治临终时发现自己身染天花，急于立嗣。孝庄太后坚持立三子玄烨，顺治派人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幼年得过天花，已经获得免疫力为由，力主立玄烨为储君（见《汤若望传》），这才有了康熙帝。可见外国人已能左右中国政局。
1661年正月，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以《辟缪论》首先发难，攻击汤若望历法不准及天主教妖言惑众。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洋传教士，史称“康熙历狱”。在鳌拜的支持下，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如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均被判凌迟处死。其时恰巧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发生地震且皇宫着火，均为不祥之兆。在孝庄皇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于一死，但李祖白等五人还是被处死了。至此，一场政治斗争，让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扫荡干净。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在特赦后病死于寓所，终年75岁，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其在华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对传播近代科学多有贡献。中国现在仍在使用的农历，前身即为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制的《崇祯历书》和《时宪历》。
1667年六月，四大辅臣之首索尼病逝，临终前建议康熙亲政。七月初七，14岁的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然而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专权跋扈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将鳌拜党羽遣出京城，由亲信掌握京城卫戍，再召鳌拜入宫，以练习布库（摔角）为由擒拿下狱，后死于狱中。铲除鳌拜后，康熙下旨平反冤狱。当年9月康熙给汤若望平反，重修坟茔立碑表彰，11月16日，康熙帝亲自为汤若望撰写祭文。至此，康熙历狱一案方告结束。那个陷害汤若望的杨光先，早前如愿以偿地扳倒了西洋人后，被朝廷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然而其所修历法谬误百出。1669年康熙革除杨光先职务，任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负责治理历法。康熙扳倒鳌拜后，南怀仁指杨光先为鳌拜党羽，结果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虽赦免回乡，还是死在了路上。
故宫端门西广场陈列着一尊清代“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国家一级文物。此炮于康熙28年（1689年）铸成，铜质炮体重达3吨，炮长3.6米，口径155毫米，用火药五斤，生铁炮弹十斤。由南怀仁设计监造，共61门，体型硕大，花饰精美，是清代火炮的精品。
西洋火器——南怀仁与戴梓之争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认识到传教士所具备的科学价值，因此大胆起用传教士。他命南怀仁修订历法、制造火炮、疏通河道，为清廷统一台湾、平定三藩和抗击沙俄侵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是最熟悉西方科学的一位。对其影响最大的要数汤若望和南怀仁。南怀仁（1623-1688）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毕业于鲁汶大学，受过系统教育，熟知天文地理，长于数学、机械。1659年至中国陕西传教，一年后至北京协助汤若望修订历法，经过历狱风波后得到康熙重用。南怀仁执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改造古观象台，添置天文仪器。他参考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同时结合中国造型艺术，亲自监造了六座青铜仪器（纪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堪称艺术杰作。
1673年（康熙12年）11月，吴三桂因康熙削藩在云南发动叛乱，迅速波及南方六省。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动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南怀仁奉旨监造火炮用于平乱，在1674-1676年间，共制造木炮和红衣铜炮132门。此时一位中国火器天才——戴梓（1649-1726，杭州人）横空出世。此人自幼喜好火器，其父戴苍擅长军械制造，也是著名画家。清军在浙江围剿耿精忠部时，戴梓向康亲王献上“连珠火铳”，可称世界最早的半自动枪械，可装弹28发连续射击。平定三藩后，康熙召见戴梓，授其翰林院侍讲官职。1681年，南怀仁制成铜炮320门，用于对沙俄作战，在雅克萨攻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钦定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由于南怀仁向士兵传授了新的西式瞄准法，发炮的准确率大大提高。南怀仁因此被加封工部右侍郎职衔。
1689年（康熙28年），康熙为平定噶尔丹叛乱，命南怀仁铸成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1691年设立八旗火器营，每营装备子母炮五尊，士兵持鸟铳一支（后规定汉人军队不得装备子母炮）。大量装备火器，对清廷平定叛乱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康熙十四年到六十年（1675-1721），清政府所造铜炮、铁炮达905门，其中半数由南怀仁监造。而戴梓因遭南怀仁嫉恨，下场凄凉。康熙30年，南怀仁勾结已经降清的张献忠养子之子陈宏勋，诬陷戴梓暗通东洋（日本）。戴梓全家被康熙流放至盛京（沈阳）长达30年；直到康熙60年才获得特赦，最终还是病死异乡，终年78岁。康熙时期是满清火器发展的一个顶峰，而技术却多为西洋传教士和汉人掌握。外国人可以随时赶走，汉人却不行。出于防范汉人的目的，戴梓有这样的下场也就不奇怪了。
1674年，南怀仁印制《坤舆全图》，现收藏于河北大学博物馆。
传教士入华——别有用心的欧洲人
在清代帝王中，康熙无疑是个聪明的皇帝，也是对西方科学接触最早、了解最深的一个。他之所以学习西方科学，仍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在封建时代，历法是关系社稷存亡的大事。研究历法，要从数学入手；精于数理天文的南怀仁，便成了康熙的启蒙老师，给他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南怀仁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作为学习教材（《几何原本》最早于1606年由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利玛窦翻译了前6卷，后因徐光启父亲病逝要回家守孝，利玛窦病逝而中断了翻译工作。后9卷直至1856年才由李善兰翻译完成，中间相隔了250年）。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与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说与南怀仁有着直接关系。
南怀仁的目的也并不单纯。实际上罗马教廷在派遣传教士入华时，便将传播科技与传教结合，作为渗透他国的手段。以西方相对先进的科技来拔高宗教文化的优越性，掳获帝王的欢心。为了给康熙讲授地理知识，南怀仁在1674年绘制了一份《坤舆全图》（世界地图），用经纬线和圆锥投影法绘制出东西半球、五大洲、赤道、海洋气候等西方地理观点。1676年5月，俄国派遣使臣至北京，南怀仁充当两国谈判翻译。为了开辟欧洲经俄国至中国的传教通道，南怀仁在寻找获取俄国支持的机会。他借谈判之机，将大量清廷情报泄露给俄国人，9月俄国使臣回国时，南怀仁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强调为了天主教的利益，他愿意为沙皇效劳，还将《坤舆全图》送给俄国。此后中俄关系日趋紧张，直至爆发战争。
由于南怀仁日渐老迈且身单力孤，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为了回应南怀仁的要求。1685年3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赴华传教团，从布雷斯特港启程，经泰国至中国。这批传教士共六人，分别是洪若翰（又名洪若）、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和塔查尔，他们在行前都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但因途中遇到风暴和葡萄牙的阻挠，直至1687年7月，传教团才抵宁波，遭到浙江巡抚的诘难。后来在南怀仁的斡旋下，康熙下令准其入京候用。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病死，终年66岁。2月7日，传教团终于进入北京。11月28日，法国传教团受到康熙召见，他们带了30件观测仪器和书籍作为见面礼，康熙因此龙颜大悦。张诚和白晋被留在朝廷之中，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其他人被允许到各地去传教。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
几乎与此同时，1687年7月5日，英国人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成为人类科技史上划时代的事件。1688年11月，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制战胜了君主王权，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国家转型，法国也成为英国头号敌人。1689年，17岁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掌握实权，俄国踏上了从农奴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征程。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国家转型竞赛，以欧洲人先拔头筹。也是在16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扩张，遭到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前身）的联合对抗。经过长达9年的战争，法国被迫与各国停战言和，放弃了对外扩张，并因此欠下巨额债务，但保住了欧洲强国的地位。路易十四（1638-1715）是与康熙同时代的君主，统治法国长达72年，居世界之最。在他手里，法国实行君主独裁、推行重商主义、贩卖黑奴、对外扩张、建立皇家科学院、发展科学艺术，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强势的君主独裁制，使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比英国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由康熙主持，历经十年测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部实测全国地图，采用经纬差各一度的梯形经纬网格，详细地表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集团及其汉字名称，并在边疆地区加注满文。该图具有较高的精度，因此成为1933年申报馆《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以前的中国许多地图的蓝本。公元1717年成图(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9年制成铜版(康熙五十八年)，52.5×77cm共41幅，比例尺1比1400000，测绘范围涵盖台湾、西藏、新疆、朝鲜。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皇帝科学家——拿学术当成统治工具
即使对于传教士来说，康熙的勤奋好学也让人惊讶。康熙这样做，在个人兴趣之余，还有更多的政治动机。在满族初入中原之时，他要用西方科学向汉族大臣们炫耀，让汉臣们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1689年初，康熙第二次南巡，在南京观星台与理学名臣李光地等人问对。康熙事先派人向洪若翰等法国传教士请教有关天文问题，做了精心准备，然后以问倒汉官显示其博学多识。1692年初，康熙把大学士等重臣召至御前，讲授乐律、算术的关系，还涉及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如此还没有尽兴，他又命人取来日晷，用笔划出正午时光影应该的位置，众臣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这些手段，无不是为了显示康熙的才学。
1692年2月，康熙发布容教令，准许天主教在华传播。当年冬天，康熙染上疟疾，御医们束手无策，在外传教的法国人洪若翰和刘应献上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病。作为感谢，康熙把皇城内的一处住宅赐给了法国神父。在康熙的支持下，白晋、张诚还在皇宫内建立了“药物实验室”，进行西医试验，甚至对熊进行解剖。同年，白晋奉命出使法国，回国时又带回了巴多明、雷孝思等8位神父。此后又陆续来了几十个法国人。这些人来华自然是有目的的。1708年，在法国人的建议下，康熙启动了一项大型勘测工程，绘制《皇舆全图》。由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法国人，携带仪器勘测中国各省地形，并绘制成地图。这些外国人足迹踏遍云南、贵州、台湾、西藏、朝鲜等中国全境，历时10年完成全国总图，总共32幅，标有精确经纬度。即使连欧洲都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测量工作。这些涉及国家军事机密的地图，随即就被法国人带回了欧洲。路易十四的目的，终于在康熙鼎力支持下达到了。
康熙（1654-1722）、雍正（1678年-1735）、乾隆（1711-1799）画像。
康乾盛世——中国近代衰亡之始
1900年代，广州，照片中左面是粤海关西堤验货厂，右端是大清邮局。海关为国家主权象征，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被外国人控制长达百年之久，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重新收回海关主权。
闭关自守——英国人如何影响中国国策
从1684年康熙解除海禁，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起，中国自清初海禁而中断的海外贸易得到恢复，史称“四口通商”。然而到1757年（乾隆2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导致清廷闭关锁国长达90年之久。事情源于一个普通的英国人詹姆斯·福林特（JamesFlint，中文名洪任辉）。1736年（乾隆元年），16岁的福林特搭乘英国商船抵达广州，留在当地学习汉语。五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前往广州，董事会要求船长对福林特给予帮助。福林特希望能得到资金支持，以继续学习汉语，并表示愿意成为其雇员。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向其提供了150两白银。1742年（乾隆七年），英国舰队环球航行时访问广州，舰队指挥官拜访两广总督，福林特成为会谈翻译。1746年福林特正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通事（译员）。他也是唯一一位通晓汉语的雇员，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在此之前，英国商人在华贸易中只能依赖中国翻译或者法国、葡萄牙的传教士。
福林特因此飞黄腾达，年收入超过900两白银，并取了个中文名字“洪任辉”，成了英国商人与广州官府交涉的核心人物。在充当翻译之余，洪任辉还直接跟中国人做起了贩茶生意。1755年5月，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两艘英国商船前往宁波采购丝茶，希望开辟新的贸易港。他们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更令英国人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违规，绕开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于1757年宣布对欧洲商人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通过广州一处口岸进行对外贸易来往，史称“一口通商”。（日本、朝鲜等国仍可在闽浙江粤四海关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发现，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目的不良。结果洪任辉被抓捕后圈禁于澳门前山寨，后驱逐出境。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此后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1792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尝试。
广利行商卢文锦（卢观恒之子），同文行商潘振承，怡和行商伍秉鉴画像。他们全是19世纪的世界顶级富豪，垄断中欧贸易，一人财富即可匹敌清朝国库，捐官可得三品顶戴。日本的三菱、三井在当时根本不值一提。直至鸦片战争后十三行走向没落，广东巨富被湖州丝商和欧美财阀取代。
广州十三行——天子南库富可敌国
自乾隆采取一口通商后，中欧贸易全部集中到广州，形成了畸形的经济布局。富裕繁荣的广东省，受外国势力长期渗透，后来屡次成为中国分裂动荡的根源（近代祸乱中国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汪精卫，均为广东人，直至现在的南方系）。一口通商后，中国海外贸易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成倍增长。康熙四口通商期间（1685-1757），72年间来华欧美商船共312艘。乾隆一口通商后至鸦片战争前夕（1758-1838），80年间来华商船共5107艘，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商船。英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成为中欧贸易的主角。清廷海关关税也从1686年的122万两，增至1845年的551万两。外贸兴盛让广州十三行大获其利。在1684年康熙开关初期，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大量西洋船只到来被堵在港外，经常让官员无法招架。于是广州珠江沿岸，出现了大量商户牙行做中介贸易，深受外商欢迎。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便是后来的广州十三行。此后洋行数量多有变动，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的称号一直传了下来。
垄断贸易特权使得十三行鼎盛时期形成了潘振承（同文行）、卢观恒（广利行）、伍秉鉴（怡和行）、叶上林（义成行）等四大巨富家族。其中又以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最为显赫。潘氏家族创始人潘振承，连续三代以经营丝、茶为主，一直被选任为十三行首领。潘振承的孙子潘正炜，能诗能文能画，号称三绝清才。1842年，法国巴黎一家杂志社报道，潘正炜的财产总额超过1亿法郎，可见潘家财势。伍氏家族发迹稍迟于潘家，创始人伍秉鉴经营怡和行，成为巨富。1834年（道光14年），伍秉鉴拥有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约合1820万两白银），而当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2671万两白银。以致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评选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鉴名列榜中。
1882年，印度巴特那（Patna），英国公司设立的鸦片仓库。这些硕大的圆球即鸦片成品，每颗重3斤，一个木箱装40颗。巴特那位于印度东北部，紧邻尼泊尔和孟加拉。巴特那附近方圆200公里范围，均是罂粟种植区。所出产鸦片被称为“公班土”。
鸦片贸易——英国人如何扭转贸易逆差
鸦片古称阿芙蓉，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便传入中国，主要用作药品。明万历三年（1575年），由西班牙商船运至菲律宾的美洲烟草和烟斗，经漳州月港传入中国。烟民将鸦片混入烟叶吸食，成瘾难戒残害身体。因获利丰厚，烟草种植逐步传遍全国，导致崇祯12年下达禁烟令，种烟者以死罪论处。到康雍乾时期，因烟民泛滥，清廷屡次下达禁烟令，烟民转而吸食起了纯鸦片。1757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中，出兵2900人，进攻法国人控制的鸦片产地——印度孟加拉。仅以死伤72人的代价，击溃了4万孟加拉军队，抢掠孟加拉国库，控制鸦片贸易，为英国征服整个印度铺平了道路。也是在这一年，乾隆帝因“洪任辉事件”被迫实施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中英贸易窗口，但鸦片当时作为药品，不在禁止交易之列，每箱仅抽税3美元。
在1767年前，每年由孟加拉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过200箱，每箱约60公斤。1773年，英属孟加拉总督赫斯廷斯实施鸦片专卖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由东印度公司向罂粟种植户支付定金，种植户将收获的罂粟膏全部卖给公司进行提纯，再打上标记运到印度加尔各答拍卖。大量鸦片被英国和印度走私商人运至澳门的鸦片堆栈囤积，再用小船载至广州黄埔附近。商人自行赴广州商馆与中国走私贩交易，达成交易后交给中国人一张票据，由他们至船上提货转运，或武力闯关或贿赂清廷“缉私巡船”走私入境。
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随使团来华的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Alexander1767—1816），回国后创作了50幅描写中国风情的画作，称为《乾隆盛世图》，于1814年在伦敦出版。
马戛尔尼——试图敲开中国市场大门
1792年（乾隆57年），英王乔治三世以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勋爵率团出使中国。其主要目的便是请求清廷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和租界，减免货物课税，以扭转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表示愿意遵守清政府禁止鸦片的政策。乾隆对该使团非常重视，但因马戛尔尼拒绝行跪拜礼仪，双方争执不下。乾隆最终对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要求予以拒绝。马戛尔尼带来的地球仪、望远镜、燧发枪等礼品，虽然已有技术进步，但由于康熙时期已传入宫廷，乾隆对这些儿时的玩物，并没有引起重视。然而这些横行世界各地，日渐骄横的英国人不是这么好打发的。17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将运载300箱鸦片的商船开到了广州黄埔港。
1796年（嘉庆元年），清政府下令停征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同年鄂川陕等省爆发大规模的白莲教暴乱，清政府历时9年，调集16省军队，消耗军费2亿两白银（相当于4年财政收入），死伤数千万人口，才将白莲教镇压下去。清王朝由此元气大伤。镇压白莲教导致嘉庆朝国库空虚，乾隆59年国库还有存银7147万两，到嘉庆九年（1804年）剿灭白莲教，国库存银仅剩下2164万两。趁着中国战乱期间，英国人的鸦片贸易做得风生水起。1799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明令禁止进口鸦片，黄埔的鸦片商全部转移到了澳门。通过走私途径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依然猛增，到1800年达到4500箱（270吨）。1807年，东印度公司低级大班乔治?巴林，创立巴林行，代理鸦片生意。1813年拉英国鸦片贩托马斯?颠地入伙，改称颠地行。这家洋行，就是后来闻名亚洲的宝顺洋行，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发起股东之一（1866年在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
1837年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一份介绍中国的杂志上，描述了吸食鸦片的富商之子如何从健康、富足到痛苦、贫穷的过程。他们斜躺在豪华的沙发里，嘴里叼着烟枪，形容枯槁，面呈死灰，完全没有一点活力。他们的田产和房屋在烟雾升腾中化为乌有。
白银流出——鸦片贸易支撑英美工业化
鸦片贸易如此暴利，引得刚刚独立建国的美国人也横插一脚。1776年7月美国宣布独立，独立战争一直打到1783年。独立后的美国受到欧洲国家贸易禁运，国库空虚，商品紧缺。1784年2月（乾隆49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受美国政府委派从纽约驶往广州，开始了中美贸易。此次航行美商获利达3万美元。随后中美贸易不断扩大，1787年，一艘从事茶叶买卖的货船在中国购置价值8000美金的货物，到美国东海岸落地之后可以卖到12万美元。但没多久美国人就被英商丰厚的鸦片贸易利润所吸引。由于英国人垄断了印度鸦片产地，美国人只得另外寻找货源，最终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这里的鸦片质量低劣，被称为“金花土”，不过胜在价格低廉。1805年，三艘美国商船装上鸦片驶往中国广州，由此开始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17年美国人又在波斯（伊朗）发现了鸦片产地，使得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后来居上，超过了荷兰、葡萄牙，仅次于英国。鸦片走私甚至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连美国驻广州副领事都牵涉其中。
美国人从鸦片贸易中攫取了巨额利益。据《19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统计：在1805年至1837年间，美国商人运入中国的鸦片超过1.8万箱（1080吨），价值超过1070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再采购中国丝绸茶叶运至美国，让普金斯（T.H.Perkins）、约翰·顾盛之类的美国鸦片贩子一夜暴富。其中美国“贩毒大王”普金斯，于1818年与广州罗塞尔洋行（旗昌洋行前身）合作，从波斯武装运送1350箱（81吨）鸦片至中国，数量仅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824年，罗塞尔洋行改名旗昌洋行，成为美国在华最大鸦片贸易商。美国第3任总统杰斐逊的外孙女，就在1825年嫁给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库里爵（琼记洋行创始人）。普金斯洋行大班约翰·顾盛，在华经商30年，靠贩卖鸦片积聚了60万美元的资产，后来回国投资，去世时财产达240万美元。他的堂弟凯莱布·顾盛，在1842年被第10任美国总统泰勒派至中国，乘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廷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3年甚至被泰勒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长。
美国商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自1800年起开展中美贸易。他从美国西北海岸收购毛皮，运至土耳其换取鸦片，再把鸦片运到中国广州，换成丝绸瓷器运回美国，一次获利达数十万美元，阿斯特也是伍秉鉴的商业伙伴。这种三角贸易让他垄断了美国皮毛生意，并转而投资房地产。到1820年，阿斯特在美国纽约投资的房产超过500万美元，是纽约最大的地主之一。到1848年阿斯特去世时，他留下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财产。要知道当时普通美国人的月薪不过几美元而已。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里买下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花了1500万美元。1867年美国从俄国手里买下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也不过花了720万美元。由此可见阿斯特是何等巨富。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排出的美国历史富人榜中，阿斯特的家产约合今天的1101亿美元！排名第四，仅次于洛克菲勒、卡内基和范德比尔特，比尔盖茨仅仅排名第13位而已。正是对华鸦片贸易造就了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些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资本，有力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清代前五帝钱各一枚。嘉庆以后，随着鸦片入侵白银外流，制钱日益泛滥，产铜不敷使用，铸币质量沦于低劣。
金融失控——铜钱贬值激化社会危机
据经济学家石毓符估算，每兑换1元洋钱，中国要吃亏11%以上，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仅1775-1800年间，欧洲流入中国的银元高达3738万元，多用于套换金银，牟取暴利。连嘉庆四年查抄和绅家产时，都能抄出洋银5.8万元。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曾暂停铸造银币，进一步推高银元价格。据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估算，整个清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累计有12亿元以上，从中国流出和熔毁的约八九亿元。到1870年以后，法、德、美、日、墨等国陆续废除银本位制，确立金本位制。大量廉价欧美银元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剧中国白银贬值和财富外流。据1910年清政府统计，当年中国流通外国银元多达11亿元，仅墨西哥银元（鹰洋）就多达4亿元。无法控制白银流通量，使得中国的铸币权实际被外国控制。直至1935年民国政府才废除银本位制，比日本晚了38年。期间流失财富数以亿万计。另一方面，在失去货币控制权的情况下，要想推动工业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鸦片战争前上海吴淞港外的英国鸦片趸船，小艇从趸船上分装鸦片转运走私入境。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趸船（读音盹），为无动力的矩形平底船，常靠泊近岸作为水上仓库，每艘可载鸦片1000箱以上。这些鸦片船只对中国的危害，远胜于军事入侵。
道光禁烟——鸦片缘何越禁越多
对于鸦片的危害，清廷早有认识，并曾出台了一系列禁烟令。雍正七年（1729年）对贩卖鸦片者处以发边充军，对开设鸦片馆者杖刑流放。乾隆45年（1780年）再发禁烟令，嘉庆元年（1796年）禁止进口鸦片，嘉庆四年（1799年）全面禁止国内种植、进口、吸食鸦片。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下达禁烟令。但是面对鸦片惊人的暴利，这些禁令很快失去了作用。1815年，两广总督蒋攸铦严厉查禁鸦片，对过往澳门商船进行逐船检查。由于鸦片贸易是澳门经济支柱，澳门葡萄牙当局公然设立了一个“贿赂基金”，每箱鸦片抽取32两白银，专门用于贿赂中国官员。仅是这笔贿赂基金，年征收额就高达8万两白银。因葡萄牙当局有意排挤英国商船，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贸易转移到了广州黄埔，由英国军舰护航，公然对抗清廷检查船只。
1832年7月1日，英国鸦片商人渣甸和马地臣两人，在广州租用十三行会馆，合伙成立了渣甸·马地臣行。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现为香港怡和集团，2010年收入300亿美元）。渣甸洋行成立后，决定走出珠三角，将鸦片贸易直接伸向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天津等中国沿海地区。仅1833年的一次试探销售，就从北方带回了18万两白银的鸦片销售款。也是在1832年，英籍犹太商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孟买设立了沙逊洋行，经营纺织品和鸦片。1833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特权的法案。大批英国散商涌入广州进行贸易，控制了半数中英贸易量。沙逊家族则全力将印度鸦片输入中国市场（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到1836年渣甸洋行已经组建了一支包括20多艘趸船、飞剪船和双桅帆船在内的鸦片贸易船队，横行中国沿海。
道光帝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诏书，及道光帝给林则徐的上谕，令其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虎门硝烟——林则徐逼上台面
1838年10月，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一连八次召见，商谈禁烟事项。为了表示决心，将吸食鸦片的庄襄亲王奕贲和辅国公溥喜革去爵位，将主张弛禁论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撤职查办，并赐林则徐紫禁城骑马，考虑到他不太会骑马，又改成了坐轿。考虑到林则徐跪在地上不舒服，每次召见都给他铺上毡垫。如此圣恩隆重令其感激涕零。12月31日，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禁烟。全国由此掀起禁烟高潮，各省收缴烟土、烟具、封闭烟馆、缉拿烟犯、铲除罂粟花苗。共收缴烟具39468件，拿获贩卖和吸食烟犯4111名，铲除罂粟田240余亩。
从6月3日起，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集中到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成箱的鸦片被倒入两个15丈见方的石灰水池里煮沸销毁。整个销烟活动持续了23天，每天都有上万人围观，见者无不拍手称快。大批驻广州的外国人也前往参观，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虎门销烟共毁禁鸦片1188吨，价值990万两白银。这些鸦片足够3800万人每人吸一两，可见其危害之烈。为了防止英国军事报复，林则徐调兵加强广东福建海防措施。
1841年，英国随军画师绘制的鸦片战争画册。
鸦片战争——以保护英国人权为名轰开中国国门
1839年6月20日，就在虎门销烟接近尾声时，被林则徐赶走的英国鸦片商船聚集在香港尖沙咀海域。船上的英国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民发生冲突。英国人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死亡。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1500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林则徐感到可疑，于是命新安知县查办，结果真相大白。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遭到义律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并要求自行审判。林则徐当即找人翻译瑞士法学家撰写的《万国公法》，查明义律根本没有治外法权。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名凶手轻判罚金和监禁后，便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事后才通知中国官方。
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对此进行激烈辩论，59岁的国会议员斯当东男爵（12岁时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以鸦片贸易不违反国际法和保护英国“人权”为名，支持对华开战。4月10日，英国下院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华出兵及军费法案，要求英商在华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一个月后，议会上院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最终决定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远征”。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船艇11艘。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8艘及陆军4000人、海军3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英国舰队攻击厦门时，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停泊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HMSCornwallis）上，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英国鸦片贩子赢了，胜利者会受到审判吗？
南京条约——百年瓜分盛宴开幕
1841年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夜袭火烧英船。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万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光是伍秉鉴就捐了110万元。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期间广州反英情绪炙热，爆发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英国政府则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割让的香港被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没有达到开放商埠的目的，义律因此遭到撤换，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定海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该战平息后，英军短暂休兵。1842年1月，转攻台湾中部，遭台湾道姚莹及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击退。
此后英军再度重兵集结，攻打长江门户吴淞（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失守，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副都统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镇江被占领后掐断了清廷漕运咽喉。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英军交涉议和。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国特使璞鼎查威胁限日定议，否则发炮攻城，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条款。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被逼割让香港，赔银2100万银元，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英国人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其他国家见中国软弱可欺，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而鸦片贸易更加难以控制，1850-1854年增加到每年50400余箱，1855-1859年又增加到每年64200余箱（3852吨）。
自此，中国——这个当年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由于清廷无力保护国家利益，成了欧美国家瓜分的肥肉。贸易自由、国际公法、人权保护，成了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堂皇理由。这场瓜分盛宴整整持续了110年。直至1953年中国人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击败美国人为止。期间亿万人头落地，无数财富化为乌有，中国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跌至人尽可欺的深渊。直至今天，欧美国家仍然横行世界各地，玩着这套以“民主人权”为旗号，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以“弱肉强食”为规则的灭国游戏。
1905年前后拍摄的广州粤海关验货厂，中国海关重要职位均被外国人把持，对中国工商业发展造成致命打击。中国，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至此已经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