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1年7月17日13:29:42点击率：316次
罂粟是如何流传到中国的
2021.6.04
罂粟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蘂遣使献底也伽。”“拂蘂”就是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时，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叙利亚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记载，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涎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从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断出，鸦片是古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阿拉伯的礼物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张中的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就达37次。古阿拉伯进入中国，主要有陆、海两条路。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代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成书于唐开元时期的《本草拾遗》中记载：“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生活于唐文宗时期的郭橐驼，也具有种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诗人雍陶在《西归出斜谷》中唱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罂粟在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里，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还是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天文、药物学家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道：“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这。”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宋代的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当时的许多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和果实为治病妙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重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服下丸十余粒，此后即愈。金元医家承宋朝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泻痢。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制阿拉伯药剂。1292年，元人又设“回回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杀人如剑”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一方面我们可推断出它已进入了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罂粟已越来越广泛了。苏东坡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在《种药苗诗》中指出罂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所以，罂粟在宋代，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人也已经认识到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治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硕提出抵消罂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胃幼食而获奇功也”。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虽然治病效果好，但也如同杀人的剑一样，应该戒除。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杀人如剑”四字说明，那时社会上应已有不少因食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明代医家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谢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他采集生鸦片的记录相当详细，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他有可能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其后有名医李梃的《医学入门》，书中写道：“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至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的医家已懂得熟练采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医学大师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泻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泻、禁口痢、热痛等二十余种病痛。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毒品风靡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在万历四十三年颁布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10斤鸦片的税银为一钱七分三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逐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明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食用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贵，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幸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钱收买鸦片。而明神宗（万历皇帝）就是一个“鸦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长年不视朝政。户部主事董汉懦说：“（神宗）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因吸食鸦片，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而史家许熙重则把皇帝吃鸦片的责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盅。”但到底是奸臣谋害皇帝，还是皇帝自己有问题呢？
新中国根除顽疾
再说清代的罂粟种植。由于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到了清代，罂粟主要通过海、陆两条途径流入各地。海路由东南亚诸地传至中国台湾地区和福建。福建最早种植罂粟的，大约是福宁府的福安县。在嘉庆年间，那里的罂粟花已经盛开了。此后，又由福建传入浙江。浙江的土壤显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适合罂粟的生长。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几乎已是遍地罂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
陆路由印度经东南亚、缅甸传入云南。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年）出版的《云南府志》。云南天热多雨，是栽培罂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该地出产的“云土”在土烟中为上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1.2万两。云南的罂粟很快传入四川，至迟在道光元年（1821年）时，涪陵一带的农民已弃粮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据史料载：“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从此不仅“川土见盛”，而且四川还成为了罂粟传播的中转站。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白银大量外流，于是就有人提出以土烟来抵制洋烟的主张。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此前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但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为罂粟花，将烟膏改称为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其结果，在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大清朝蒙受耻辱，甚至流毒到民国时期。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展开全国性禁烟运动。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制止罂粟种植，并帮助2000万吸毒者戒除烟瘾。1953年，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